主题：【原创】继法国殖民地之后，印度文明的遗产也来了。 -- 履虎

那啥海派文化，实在上不了台面，可不就是谁都可以骑在上海头上喊你认爹？

- 上海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美国已经完了，上海能不能拿的出，镇得住场子的，令人信服的，上海人自己的东西？2025-02-13

不是很理解—上海要镇住谁？

- 上面这位，请问你现在能看得懂不？

所谓阿育王石柱，有印度风格，似乎现在那根也不是原物，而且佛教本就是印度传来，各地佛寺中难免有很多印度元素，至少佛祖本身就是印度人。

看看静安寺大师们怎么说吧。

佛塔中央大塔代表大日如来，四隅小塔分别对应东、南、西、北四方佛（阿閦如来、宝生如来、阿弥陀如来、不空成就如来），这一设计遵循印度密宗曼荼罗的仪轨。

1953年，静安寺方丈持松法师在寺内建立真言宗坛场，复兴了自唐代以来失传唐密即汉传密宗法脉。唐密与藏密（喇嘛教）在传承谱系、本尊供奉上存在差异，例如不涉及男女双修法门。

静安寺始建于三国东吴赤乌十年（247年），初名“沪渎重玄寺”，宋代更名静安寺。早期宗派归属无明确记载，但南宋至民国时期可能以禅宗为主。

众所周知，佛祖出身刹地利，算雅利安人中的军事贵族，那么向上追溯，佛祖也不是印度本土的人，而是从中亚那边过来的。

类比一下，日本的小泽征尔虽然在东北出生，但他终究还是日本人。

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净饭王的太子。

主要事迹

最初在国内弘传东密的，在上海、杭州、武汉者有大勇和持松，在广东则有居士王弘愿。所谓东密，即日本弘法大师空海（西元七七四～八三五年），于唐顺宗永贞年间，自汉地传入日本的真言宗。空海于西元八一六年，在高野山创建金刚峰寺，为此宗的根本道场。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大勇、持松两人赴日本学密，在高野山得阿阇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回国，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大肆弘传，一时社会人士趋之若鹜。后来大勇率领入藏学法团，欲入西藏学法，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客死西康打箭炉，未能达到入藏的愿望。而持松则三度留学日本，一生弘传东密，开坛灌顶，讲经著作，深受缁素两众的尊敬。

所以到底是唐密还是东密？终归不是上海的本土文化对吧。

外传有三大分支，朝鲜一支，日本、东密、台密两支，其中以日本东密一支发展最快最盛，1995年日本年鉴说日本现在密教信徒一千五百万人，日本的其他材料说日本在北美西南部有一百多个传法据点，也曾传到欧州，而国内的唐密，因五代战乱频频而衰落，至明朝初年而绝响。

至于上海移民城市，本地文化聊胜于无。

一、公共租界西扩（1899年）的间接铺垫

静安寺所在的区域原属华界，1899年公共租界西扩至静安寺一带，使其成为租界与华界交界的枢纽。这一地理变化带来两方面影响：

1. 文化交汇的便利性：租界扩张后，静安寺周边形成中外混居的社会环境，外来宗教文化更易被本地接受。例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天主教、基督教等已通过租界网络在上海传播，为后续密宗复兴提供了多元宗教竞争格局的土壤。

2. 日本势力的渗透基础：日本在沪势力自甲午战争后逐渐增强，虹口一带形成日侨聚居区，而租界体系为日本文化输出提供了通道。尽管东密引入的直接动机是宗教复兴，但殖民时期的跨国网络客观上降低了中日宗教交流的壁垒。

二、殖民史遗留的复杂政治生态

持松法师的东密复兴虽发生于租界西扩后，但殖民时期形成的政治压力仍间接影响宗教活动：

1. 日伪时期的宗教工具化：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后日伪政权试图将佛教场所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宣传体系。静安寺曾因超度日军等争议事件被裹挟，反映了殖民体系下宗教场所的生存困境。

2. 法租界的独立地位：法租界在殖民体系中的特殊性（如1914年独立扩界至静安寺周边）使其成为文化缓冲带，既保留传统佛教根基，又便于接触日本密教体系。

三、殖民网络与宗教传播的隐性关联

1. 日本密教的殖民背景：日本真言宗自唐代传入后，明治时期被重构为“国家神道”辅助体系。20世纪初日本对华文化输出中，宗教交流常与殖民扩张交织，但持松法师的取法则剥离了政治属性，仅聚焦教义复兴。

2. 宗教复兴的路径依赖：密宗仪轨需特定组织支撑，而日本通过殖民网络建立的学术机构（如高野山大学）成为持松法师学习的唯一渠道，这种知识获取路径本身与殖民时代的国际秩序相关。

结论

静安寺引入东密虽非殖民政策的直接产物，但租界扩张形成的文化交融环境、日本势力渗透的隐性网络，以及殖民体系下的宗教工具化压力，共同构成了这一宗教事件的历史注脚。其本质是近代中国佛教在殖民遗产与本土复兴需求间寻求平衡的缩影。

我对古代中国无科学一说是不相信的，原因很简单：从客观规律上看，如果没有成体系的理论知识传承，古代中国不可能做出那么辉煌的成就。郑国渠都江堰都做不出来。当然，中国无科学一说近来做了修正，还是承认天文科数学有科学的雏形。

晋朝以来，中国屡经战乱，并且多次被异族打得宗室不存。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中国古代很多资料轶失的重要原因呢？

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对于国人心士气，中国古代科技史，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更重要。前者是增加民族团结和自信，后者，说句不好听的，更多是为了向洋鬼子自辩。

不过，我承认，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艰难，且不得利，甚至会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