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70-Joanna Bourke：恶女列传之拉契特护士 -- 万年看客

370-Joanna Bourke：恶女列传之拉契特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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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们和疯子们

都富于纷乱的思想和成形的幻觉，

他们所理会到的

永远不是冷静的理智所能充分了解。

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幻想的产儿：

疯子眼中所见的鬼，多过于广大的地狱所能容纳；

你或许记得这段台词出自威廉.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忒修斯之口。“疯子眼中所见的鬼，多过于广大的地狱所能容纳。”今天，我们将进入疯人的居所——正如忒修斯所说，一个由疯子（美洲原住民酋长布罗姆登）、情人（美国白人兰德尔.麦克墨菲）和诗人（美国白人小说家肯.凯西）共同想象出的精神病院。与许多关于邪恶女性的讨论一样，掌管此地的“邪恶者”并未被赋予为自己辩护的声音。在小说中，她仅仅存在于精神分裂的酋长口中，而酋长的叙述并不可靠。更有甚者，酋长这个角色还是以厌女著称的小说家肯.凯西“在狂热的激情当中”创造出来的。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邪恶女性是《飞越疯人院》中的拉契特护士。这部小说被视为英语文学当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原作于1962年出版，著名电影导演、捷克移民米洛斯.福尔曼于1975年将其改编为电影并斩获五项奥斯卡奖。该故事还被多次搬上戏剧舞台。

拉契特护士与我们讨论的其他邪恶女主角确实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她并非第一个从树上摘苹果的罪人——事实上，她的恶毒被描绘为女性特质的典型体现；她的皮肤光滑，并未因为年老而粗糙；她没有杀害婴儿，而是将成年男性当作猎物；她在性方面多受挫折而非欲壑难填。她所呈现的女性邪恶是阉割男性的女性，强迫男性顺从母系社会的规范与实践。我们今天之所以对她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她展示了女性邪恶观念如何随时间变化：正如我们将在本次讨论结束时看到的那样，二十一世纪的观众对她的看法并不同于早期世代。但是在1962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间，拉契特护士在女性恶行名录当中确实占据了显著地位。她被描绘为抽象的邪恶、恶魔一般的机器、吞噬生命的母亲/护士，以及更广泛社会恶行当中的非道德代理人。我们来依次看看这几条罪名。

拉契特护士作为抽象邪恶的化身是针对她这个角色的早期分析的核心。在1976年一篇题为《美式甜与酸/Americana, Sweet and Sour》的文章中，著名影评人斯蒂芬.法伯/Stephen Farber认为拉契特护士是“邪恶的抽象概念，缺乏真正危险暴君所具备的人性怪癖”。近十年后，罗伯特.F.莫斯/Robert F. Moss在一篇探讨《飞越疯人院》电影版的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这位刻板的暴君在电影当中被刻画得如此野蛮，无论是剧本还是[路易丝.]弗莱彻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演，都让学生们满心恐怖地痴迷于她所呈现的骇人邪恶，而电影制作者们希望唤起的正是这种情绪。如此可怖的反派角色竟然只是一个卑微的精神科护士，这使得电影的成就更加非凡。”他还认为拉契特护士是“任何教师都想要的”施虐狂的“生动范例”。

不过这种针对女性恶毒的抽象描绘并不如将这个角色视为缺乏人性甚至灵魂的恶魔机器更有说服力。小说读者得知她“走路僵硬”并且随身携带一个藤编包，里面装满了“轮子与齿轮、抛光到刺眼程度的小齿轮、像瓷器一样闪亮的小药片、针头、镊子……”。她在咖啡杯边缘留下的口红痕迹并非女性气质的体现，而仅仅是机械过热的结果——正如酋长所说，“一定是因为热度，她的嘴唇碰到什么东西，那东西就开始冒烟”。酋长将她描述为人形的电流，“通过细如发丝的导线向各个方向延伸。这些导线太细，除了我没人能看见。我看到她坐在这张导线网的中心，像一个警惕的机器人”。她既是机器也是野兽。用酋长的话说：“她的鼻孔张开，每吸一口气，她就变得更大……她活动着手肘和手指的关节。我听到一声轻微的吱吱声。她开始移动，我退到墙边，当她隆隆经过时，她已经变得像卡车一样大，她手里拖着的藤编包好像半挂车跟在柴油卡车后面。她的嘴唇分开，她的笑容像散热器格栅一样在她脸上展开。当她经过时我能闻到热油和磁电火花的气味。每走一步她都膨胀得更大，噗噗地喷吐着废气，碾压路径上的一切。” 她的名字与“棘轮/rachet”近乎同音，这是一种带有“倾斜齿，能够卡住棘爪”的机制，只允许“单向有效运动”。唯一的运动方向是她指定的方向。她的主要目标是让她的病房“像一台精密制造的机器那样平稳运转”。而书中的英雄是自然界的男性化身——麦克墨菲，此人身上洋溢着从不枯竭的幽默，一张嘴就是荤段子与毫不恭敬的俏皮话——而拉契特护士则从头到脚都是钢铁、尖锐的棱角和灼热的高温，凯西在小说献词当中提到她是一头机械的“末日之龙”。

围绕拉切特的第三种——也是最主要的一种——邪恶概念是邪恶母亲/护士。拉契特护士是“经典的伟大荡妇母亲，吞噬或者残害她任性的孩子”，一位评论家在1980年解释道。此人接下来又补充道：“自然大地意象的温柔迷雾曾经萦绕在母亲形象身边，如今这团迷雾已经被机械兽性的意象取而代之了。” 大护士是吞噬的母亲。酋长称她为“面带微笑、面粉敷脸的老母亲”，有着“过大的乳房”。她的嘴唇涂着“过于鲜红的口红”，就像是“洋娃娃的嘴唇，准备接受假乳头”。与好母亲的嘴唇和乳房的滋养品质不同，拉契特的嘴唇和乳房嘲弄了母性，部分原因在于她顽固且坚韧地否认自己的女性气质，就像她同样顽固且坚韧地否认麦克墨菲的男性气质那样。酋长观察到，她选择“忽视自然赋予她的那些过大的女性标志，就像她凌驾于他、性别以及其他一切软弱和肉体之上”。拉契特之所以邪恶是因为她承担了男性角色。麦克墨菲抱怨道： “在全国各地还有在好多家庭里都见过这种人——那些试图让你变弱好让你听话的人……你打架的时候被人用膝盖顶过蛋吗，伙计？……如果和你打架的家伙想通过让你变弱而不是让自己变强来获胜，那么千万要注意他的膝盖，他会攻击你的要害。那个老秃鹫特别擅长攻击你的要害。”换句话说，她的手段就像男人打架时的阴招一样——“用膝盖顶你的肚子”——但是当女人这样做时却更具阉割性。

在小说中，女性——尤其是母亲和妻子——是阳刚男性气概的克星。比利.比比特的第一个词是“妈——妈——妈——妈”。他被大护士婴儿化了，她威胁要告诉他母亲他的第一次性经历，逼得他自杀了。被切除额叶的鲁克利唯一会说的话是“去他妈的老婆”。同样，戴尔.哈丁无法在性方面“取悦”他放荡的妻子，反而被她“丰满”的乳房吓倒。他率先向新入院的麦克墨菲承认“我们都是母权制的受害者”。唯一免于被“想要新油毡的老婆”阉割的男人是麦克墨菲，尽管他被法院裁定强奸了一名“15岁但看起来像35岁”的女孩并且因此入狱，随后被送入精神病院。 拉契特护士的压迫对象不仅仅是病人。男医生们也在她的掌控之中。哈丁明确指出，斯皮维医生“和我们完全一样……完全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他是一只害怕、绝望、无能的小兔子，没有我们的拉契特小姐的帮助就完全无法管理这个病房，他也很清楚这一点。更糟的是，她知道他知道并且抓住每一个机会提醒他。每次她发现他在文书工作或图表记录中犯了一个小错误，你都能想象她把他的鼻子按在文书上面摩擦。”医生们是病人的镜像：所有人都是拉契特的兔子。读者被告知，病人需要的是“像护士这样强大的狼来教我们认清自己的位置”。

作为坏母亲/护士的邪恶构成了关于女性——尤其是母亲和护士——对于脆弱男孩和男性拥有权力的长期焦虑传统。在凯西写作时，这种焦虑的最强烈体现就是所谓的“妈妈主义/Momism”。这一术语由菲利普.怀利在其1942年的文集《毒蛇的苗裔/Generation of Vipers》推广开来。这本畅销书于1950年被美国图书馆协会选为上半世纪最重要的非虚构作品之一。在书中他认为“当今男人的软弱外表是妈妈主义的结果，女性眼中压抑而困惑的愤怒同样源自于此”。他声称现代白人母亲正在窒息并女性化她们的男性孩子：“妈妈是一只中年海雀，眼神好像刚看到远处兔子抽搐的鹰。她超重约25磅……穿着尖跟鞋，打网球时的反手击球非常强硬。她不认为这种打法算是犯规，而是将其视为女性的防御方式。一千个她这样的人也凑不出足够的性吸引力来勾引一只寄居蟹从岩石边缘挪动一步。”读过《飞越疯人院》小说的读者们会意识到，麦克墨菲对拉契特护士也有非常类似的评论。在怀利看来，美国女性正在以类似于“奴隶制”的方式试图“占有男人的精神”。

这些主题在战后的美国话语当中反复出现——美国人在冷战时期无力对抗强大的苏联帝国，由此而来的恐惧则引发了厌女反应。女性——尤其是母亲——再一次成了责难对象，因为她们既“过度保护”又“冷漠无情”，既放荡又冷淡。著名精神病学家爱德华.斯特雷克/Edward Strecker——此人曾经担任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主席——为这些论点提供了科学支持。他尤其在1946年出版的《他们母亲的儿子们：精神病学家审视美国问题/Their Mothers’ Sons: The Psychiatrist Examines an American Problem》一书中写道，“母权制”未能“解开情感上的围裙带——那根银色的纽带——将她的孩子（他指的是男性）束缚在她身边”，结果使得男性在军事方面一无是处、男性气质遭到阉割、无法真正成熟起来。而母权制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女性不愿意接受她们的女性气质和预先注定的顺从式社会角色。

对付邪恶母亲/护士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强奸，这在小说中不仅能让大护士“安分守己”，还被视为男性之间缔结纽带的形式大加庆祝。在小说中，拉契特护士遭受强奸的情节发生在病房其他男性和护理人员的众目睽睽之下，但是他们只是旁观。虽然病人们承认真正的敌人比拉契特护士大得多，是所谓的“联合体”，但是受到攻击的具体对象却是这个极权机构的女性代表。换句话说，邪恶被个体化和女性化了。大护士是邪恶的，而联合体只是全能的。针对女性的仇恨要比针对“体制”的仇恨更强烈。第二种方式是通过男性牺牲。男性化程度偏低的比比特相当于古代世界仪式化的牺牲羔羊。他在精神病医生的椅子上割开了自己的喉咙，这把椅子相当于神圣祭司的宝座。而超男性化的麦克墨菲则通过二十世纪的额叶切除手术——这是对付破坏性人物的手段——完成了牺牲。酋长相信，他“为我们能活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不幸的是，许多小说评论者不仅没有批评、反而还附和了“邪恶女性”的主题。例如，1976年，一位评论者称被麦克墨菲强奸的15岁女孩为“狡猾的小荡妇，将男主送进了屠场”。1994年，约翰.祖比扎雷塔/John Zubizarreta在《文学/电影季刊》中撰文认为拉契特护士“是个怪物”，而给比利.比比特带来安慰的性工作者则是“扭捏的荡妇”。他一方面认为“我们的英雄”遭受的额叶切除手术是“护士对兰德尔的雄性气概的野蛮阉割”，另一方面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同一位“英雄”对拉契特护士的野蛮强奸。像这样有问题的——或者干脆点说就是厌女的——报道甚至会出现在那些声称站在女权主义立场的评论当中。一位评论者告诉他的读者：“1962年小说出版时，许多读者对于凯西试图强化的性别偏见幸福地视而不见。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已经失去了天真。凯西的好斗男子气概不再显得那么迷人了；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这部全男性田园诗背后针对女性的蔑视。《飞越疯人院》的滑头之处在于，它所倡导的深刻而令人钦佩的价值观与它所延续的阴险性别偏见密不可分。”这一声明抹去了故事当中的所有女性角色（“全男性田园诗”），而“我们”一词则忽略了众多女性主义评论者，她们对小说中的厌女主题并不那么“无知”。他还暗示对厌女的无知是“幸福”和“迷人”的，而意识到它则会导致“天真”的丧失——仿佛男性是被女权主义的邪恶而非化身毒蛇的魔鬼赶出了伊甸园。

小说对于“好女人”的角色刻画进一步凸显了“坏母亲/护士”的主题。这些好女人是坎迪和桑迪，“有着金子般心灵的妓女”。她们是性工作者，甚至不想要报酬！还有一位被东方化的好护士——听过我上一场讲座的人们应该不会对此感到意外。这位日本护士不仅在混乱的病房中承担了照料病人的女性角色，还接受了男性主角的视角。她承认：“我有时认为所有单身护士在35岁后都应该被解雇”，明确支持了拉契特护士针对男性的残忍对待源自性饥渴的观点。这种邪恶护士与好护士的二分法并不新鲜。我们都能想到Carry On系列电影、《霍尔比市》剧集乃至色情片当中那些黑丝短裙护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库尔特.冯内古特等小说家作品中精于算计的妖女，例如《欢迎来到猴子屋》中的南希.麦克卢汉，她也“得到了应得的报应”，也就是遭到强奸。

事实上，这种妖魔化可谓历史悠久，既涉及现实女性也涉及虚构女性。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于1918年对现代护理之母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描绘。斯特拉奇笔下的南丁格尔不仅是恶魔，还是男性的阉割者。他声称“一个恶魔占据了她”，并且在她生病时，“一种恶魔般的狂热……抓住了她”。他坚持认为她拥有一种“超人的镇定”，掩盖了她“危险的脾气——有些暴躁，有些嘲弄”。似乎最令作者感到骇人的是南丁格尔身上的——他想象出来的——男性气质。斯特雷奇声称南丁格尔主导了她的朋友兼改革伙伴西德尼.赫伯特并且有效地将后者去男性化。正如斯特雷奇所说：“几乎可以说角色颠倒了；柔顺同情的气质落到了男人身上，而命令主动的气质落到了女人身上……她抓住了他……吸收了他，彻底主导了他。”弗洛伦斯.南丁格尔那堪比恶魔的罪行就在于她身为女性居然掌握权力。

母亲/护士作为邪恶化身的概念还有另一个较少被评论的方面，也就是涉及种族的方面。在小说当中，拉契特护士的支持者——比电影当中更多——是她手下的非裔美国护理人员，他们像拉契特护士一样一心想要羞辱病人。读者被告知：“多年的训练，三个黑人男孩越来越接近大护士的频率。一个接一个地，他们能够断开与大护士的直接连线，通过无线信号操作……他们通过同一个高电压仇恨波长保持联系，黑人男孩们甚至在她想到之前就已经在执行她的命令了。”他们变得像她一样——成为了她的电流的一部分，“通过细如发丝的电线延伸到各个方向”；他们也坐在“这张电线网的中心，就像警惕的机器人”，一心想要造成伤害。

拉契特护士的邪恶的最后一个方面在于她在极权体制当中的位置——这里的极权体制既包括法西斯主义也包括精神病学。毕竟，小说承认她的邪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从某种更大的东西那里汲取了力量。“联合体”这个词在电影版本当中遭到了删除，这让凯西非常不满，声称这样的处理方式削弱了他原本的信息，也就是反对极权主义或者说反对“名为美国的阴谋”。联合体在小说中意味着主导一切的力量。正如酋长所承认的那样，“真正强大的不仅仅是大护士自己，而是整个联合体。遍及全国的联合体才是真正的大力量，而护士只是他们的高级官员”。这种批判的最极端版本按照法西斯主义的语境来理解拉契特护士，而法西斯主义的最恶毒倾向就是促使其成员甘心顺从地做出种族灭绝的恶行。用1975年一位评论者的话说，“麦克墨菲的人文主义美德与大护士的新法西斯主义恶行相对立。”然而，凯西的批判其实并非以法西斯主义为首要目标，而是更多地涉及了当时广泛存在的反权威关切。例如在1980年的《当灯光熄灭时/When the Lights Go Down》一书中，波琳.凯尔/Pauline Kael认为大护士属于“满面微笑、举止得体的体制代言人类型——例如对你失望的女子学院院长，或者通知你你家的电话即将欠费停机的电话公司主管。”更典型的是，这种更广泛的邪恶体系其实就是精神病院本身。凯西曾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梅洛公园退伍军人医院担任夜班助理，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令他感到震惊。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1961年出版的《精神病院：论精神病患者及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处境/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最充分地体现了凯西的关切。对于戈夫曼来说，精神病院比监狱更糟糕，因为它们不仅剥夺了人性，还剥夺了男性气质，将病人视为无性的、依附于人的女性。在凯西的小说中，这种将男性转变为女性的过程是通过向人的大脑植入“控制”或者“头部装置”来实现的，这样做能让他们像机器一样顺从。男性变成了“联合体的又一个机器人”。

在联合体当中，拉契特护士长的角色是建立一个基于严格规则的治疗社区。正如她告诉病人的那样：“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你们无法适应外面世界的社会规则。”而她会强迫病人学会服从。病房当中四面玻璃窗的值班室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因为值班室让病人始终处于被观察的状态。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这正是杰里米.边沁的“全景监狱”从监狱移植到了精神病院。全景监狱的设计核心是一座中央塔楼周围围着一圈牢房，守卫可以在塔楼上看到每个牢房，而囚犯们则总是感到自己处于被监视的状态，即使他们在某时某刻并没有被监视。换句话说，全景监狱是一种规训方式。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该书在凯西的小说出版十三年后出版）中，米歇尔.福柯著名地指出，全景监狱的设计用意是“在囚犯当中制造一种有意识且永久的可见性状态，从而确保权力的自动运行……这种建筑装置应该成为一台创造和维持权力关系的机器，不必依赖于行使权力的具体个人；简而言之，囚犯应该陷入一种他们自己就是权力承载者的权力情境。”福柯继续指出，对于边沁来说，权力“应该是可见且不可验证的。可见：囚犯眼前始终矗立着中央塔楼的高大轮廓，那里是监视他们的地方。不可验证：囚犯永远无法知道自己在某一刻是否被注视，但是他必须确信自己可能随时被注视。”如果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未能使病人/囚犯屈服，拉契特护士长还拥有最强大的权力：脑叶切除术，或者按照麦克墨菲的说法就是“额叶阉割……我猜如果她不能在腰带以下动刀，那就会在眼睛以上动刀。”

最后，《飞越疯人院》小说与电影是否影响了受众对于女性气质的看法？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两部作品都反映了针对强势女性的厌女态度，许多男性评论家的评论也都呼应了“女性邪恶”的刻板印象。同样，许多女权主义者针对此类角色塑造方式的反击也充分体现了冷战时期美国性别关系的紧张局势。像安妮.班克罗夫特、安吉拉.兰斯伯里、杰拉尔丁.佩奇、科琳.杜赫斯特和艾伦.伯斯汀这样事业有成的女演员都拒绝了拉契特这个角色，理由是这一角色采取了许多厌女主义设定。这表明即便在当时，针对女性刻板印象的有力批评也正在广泛传播。还有人对于电影如何影响人们的态度抱有兴趣。这并不新鲜，早在1916年应用心理学先驱雨果.闵斯特伯格就出版了《电影剧——一项心理学研究》，追溯了情节剧对观众的影响方式。《飞越疯人院》引发了许多此类研究。例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乔治.多米诺的研究证明，观看这部电影的大学生对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例如拉契特护士长——产生了强烈的负面看法。

然而这种负面反应却在二十一世纪逐渐减少，观众对于拉契特的态度也变得不那么苛刻了。例如2009年由黛博拉.J.博斯基尼/Deborah J. Boschini和诺曼.L.凯尔特纳/Norman L. Keltner进行的研究发现，二十一世纪初的观众更加同情拉契特，也更加宽容她的行为。正如一位精神科护士评论的那样，拉契特护士长只是一个“不完美的精神科护士，不过她做对的事情终归比做错的事情更多”。她补充说：“在整个电影中，我发现自己与她的处境产生了共鸣，并且多次扪心自问，‘一个有能力的精神科护士应该如何回应这样的情景？’很多时候当病人发怒对抗时她都保持了冷静。电影似乎暗示她是一个冷血的怪物，因为她几乎从未‘失去冷静’。可是保持冷静并且不对病人的挑战做出情绪化反应本来就是她的工作——尤其是面对那些有反社会行为的病人的时候……[拉契特]配不上‘反派’这个头衔。”另一位年长的精神科护士也表示赞同。她指出，当电影中拉契特护士首次亮相时，“她身着一袭白色制服、白色鞋子和白色帽子”。尽管这样的装扮“旨在让她为人们留下刻板与强迫的印象”，但实际上“她这身行头却对我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让我怀念起过去的日子，那时人们一眼就能认出谁是护士，而不是像如今常见的那样，护士们往往穿着邋遢，留着长指甲，行为也不够专业”。换言之，大护士的形象唤起了人们对一个更有序社会的怀念，在那个社会，每个人都清楚并且扮演自己的“位置”。

对于拉契特护士长的反应似乎与代际有关。这是詹妮弗.兰姆/Jennifer Lambe在2019年比较她的学生与“婴儿潮一代”的态度时得出的结论。较早一代的受访者几乎一致认为拉契特护士长是邪恶的，而二十一世纪初的大学生们则强烈反对这一观点。用其中一位学生的话来说：“是的，她很刻薄。但是在我看来，你并不会觉得她是邪恶的。你会觉得她很强硬，但是强硬不一定等于恶意。她实际上可能只是为了病人着想，即使她并不确切知道应该怎么做……[她]看上去并不邪恶，只是被体制同化了而已。”兰姆得出结论，年轻观众对于电影的解读导致了对于原始文化脚本的“颠倒解读，反派变成了某种值得同情的对象，而标志性的反英雄却不再是电影吸引力的主要来源。”有趣的是，随着拉契特护士长在新时代得到救赎，反英雄麦克墨菲的地位也同步下降。新老两代观众对于麦克墨菲要求自己的女朋友与比利.比比特发生性关系这场戏的对比解读尤其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老一辈人认为这一行为“英勇且具有治疗意义”，而年轻的学生们则认为这是“剥削性、强迫性且不得体的”，不过他们并没有为这一行为贴上“邪恶”的标签。

最后，让我们回到《仲夏夜之梦》中的忒修斯。他告诉我们：

情人们和疯子们

都富于纷乱的思想和成形的幻觉，

他们所理会到的

永远不是冷静的理智所能充分了解。

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幻想的产儿：

疯子眼中所见的鬼，多过于广大的地狱所能容纳；

这一系列讲座围绕着邪恶、疯狂、女性气质等问题展开——我们探讨了恶魔般的女性如何以数不胜数的方式得到描绘，并且被用来贬低现实生活中女性，所有这些方式确实“比广阔的地狱所能容纳的还要多”。今天我们探索这些问题采用得是小说家肯.凯西与电影导演米洛斯.福尔曼的视角以及他们那“在狂喜中翻滚的创造性目光”。他们向拉契特护士——大护士、坏母亲和原始男性气质的阉割者——赋予了实质。用忒修斯的话来说，他们的想像“会把不知名的事物用具象的形态呈现出来，诗人的笔使它们有如实体，空虚的无物也有了居处和名字。”读者和观众同样也在具象化，为我们所渴望或者恐惧的事物赋予背景和名称。而批判的力量则在于重新诠释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包括关于善与恶的传说。如今，在去年首播的电视剧《拉契特》中，拉契特护士再次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在我们今天的想象中，这个拉契特将传达出哪些关于邪恶、疯狂和罪恶的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