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68-Joanna Bourke：恶女列传之阿梅莉亚.戴尔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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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考察了夏娃，最初的邪恶女性，据信是她将邪恶引入了世界，导致人类被驱逐出乐园。接下来我们探讨了流行童话《白雪公主》当中饱受误解的邪恶女巫。今天我想把目光转向另一个同样被贴上邪恶标签、故事却截然不同的女性。与夏娃和邪恶女巫不同，这位女性是有血有肉的真实历史人物。她就是阿梅莉亚.戴尔，专门谋杀婴儿和幼儿的连环杀手。在现代英国历史上，她这个国家最富有成效的大规模杀人犯。神话般的夏娃指向了早期基督教教会的厌女情绪。《白雪公主》当中的邪恶女巫反映了对于衰老和女性能动性的恐惧。但是戴尔不是民间传说或者神话幻想。她是一位真实的女性，她在十九世纪晚期的英国历时三十年谋杀了大约300名婴儿。人们称她为“婴儿屠夫”、“天使制造者”、“食尸鬼”，直到1979年，她的可怕行为让她在杜莎夫人蜡像馆的恐怖展览区占据了一席之地。记者和犯罪纪实传记作家将她称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最邪恶的谋杀犯之一。按照这些人的叙事，即便在维多利亚英国的众多可怕怪物当中，她的存在也足以与恶魔比肩。她的各项恶名当中我最喜欢下面这条：魔鬼化身的超级恶母，蜿蜒钻进了牧婴院这一行。2019年甚至还有某位流行作家采用了相貌特征学的方法，声称戴尔那张令人畏惧的面容充分反映了她的恶意，反映了她被指控的可怕罪行。她是一位可怕的维多利亚女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针对母性和护理职业的最彻底扭曲。她的生平事迹与维多利亚时代理想当中的“家中天使”形象——正如诗人科文特里.帕特莫/Coventry Patmore在1854年的经典诗作当中描述的那样——可谓判若天渊，任何其他女性都无法这方面望其项背。显然，戴尔毋庸置疑地配得上“邪恶女性”这一标签——是吗？

阿梅莉亚.戴尔/Amelia Dyer，娘家姓霍布利，曾用名包括安.戴尔、安.哈丁、托马斯夫人、斯坦菲尔德夫人、韦瑟姆夫人以及史密斯夫人等。她出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位于布里斯托尔东部的派尔马什村。关于她的母亲我们所知不多，只知道她因伤寒而精神失常，曾试图自杀，最终在一家精神病院去世。然而，她的父亲是一位制鞋师，换句话说经济条件不错。年轻的戴尔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在当时她所处的阶层仓中并不常见。报道称她头脑聪慧，阅读兴趣广泛，热爱诗歌。她曾担任束身衣制造商并且接受了护士培训。她的第一次婚姻嫁给了比她大35岁的乔治.托马斯，乔治去世后，她又嫁给了在醋厂工作的文盲威廉.戴尔。和当时的许多护士一样，阿梅莉亚.戴尔在布里斯托尔的托特唐设立了一座隐匿屋，用来照料怀孕的未婚女性——自从1834年英国施行《贫民法修正案》后，她们就不再能向孩子的父亲请求经济支持了。很快，戴尔开始帮助寄养和收养弃婴，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对不受监管的行业，后来被称为牧婴/baby farming。她在布里斯托尔、雷丁、卡迪夫和伦敦展开了这门生意。就像许多其他婴儿经营者一样，她用诸如“母亲之友”或“戈弗雷甜饮料”——也称为安静剂——来让幼儿昏睡。许多被寄养的婴儿都被药物麻醉到无法进食或哭泣，就这样慢慢虚弱而亡。戴尔则加速了这个过程。她并没有让婴儿们在几周内慢慢虚弱，而是在母亲把他们交给她之后不久就杀了他们。我们几乎不可能确切知道戴尔在她三十年经营期间谋杀了多少婴儿。即使每年只有10个，总数也达到了300名，但是人们都同意这个数字低估了她的实际杀人数量，毕竟戴尔仅仅在被捕前的两个月就收养了20个婴儿，一些证人甚至在审判当中声称她每天可能收集多达六个婴儿。

一位将婴儿交给戴尔的母亲是埃夫琳娜.埃迪丝.马尔蒙/Evelina Edith Marmon，时年25岁，未婚，据称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马尔蒙在乡村长大，后来为了谋生而迁往切尔滕汉姆，在犁头酒店做酒吧女招待。她的境况原本就十分窘迫，后来又在某不知名男子的诱骗下于1895年11月生下女儿多丽丝，使得她越发难以维持生计。显然，她无法独自抚养这个孩子，于是她在《布里斯托尔时报》和《镜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寻找一位体面的女性照顾小孩”。巧合的是，这则广告旁边正好有一则广告，内容是“无子女的已婚夫妇愿意收养健康的小孩，环境优美的乡间住宅，费用10英镑。”署名为哈丁夫人。在后续的通信中，哈丁夫人声称：“我们是朴实的中等人家，生活环境良好，自有住宅，家庭环境舒适。我们身处乡村，有时会独处很长时间。我并不是为了钱要孩子，而是为了陪伴和家的温暖。我和丈夫都非常喜欢孩子。我没有自己的孩子。和我在一起的孩子将拥有良好的家和母亲的爱与关怀。我们是英国国教徒。”签署了合同后，马尔蒙把她的婴儿、一些衣物和钱交了出去。哈丁夫人向马尔蒙承诺她可以随时探望，并补充说：“我们家门口对面有一个果园，夏天时会特别美。”然而当马尔蒙后来写信给哈丁夫人时却没有收到回复。哈丁夫人实际上是阿梅莉亚.戴尔，而多丽丝已经遇害了。

泰晤士河雷丁段的一名驳船船员是第一个发现谋杀证据的人。他从水中捞出一个棕色纸袋，里面装着一个女婴，脖子上紧紧缠着白色带子。女婴是被勒死的，砖块被用来压住尸体。一张铁路标签和一个名为托马斯夫人的地址将警方引向了肯辛顿路上一栋租出去的两层联排房屋。屋内发现了儿童物品、当票、婴儿衣物以及安排收养的报纸广告。托马斯夫人是戴尔的另一个化名。纸袋里面被谋杀的孩子是海伦娜，她是未婚女仆玛丽.弗莱/Mary Frye的女儿，玛丽被当地一位富商搞大了肚子。警方随即沿着泰晤士河开始打捞，很快发现了其他死婴，其中包括多丽丝.马尔蒙的遗体，她的母亲仅在11天前将她交给了戴尔。这些死亡案件很快被追溯到戴尔身上。1896年4月，她被关进了雷丁监狱。五个月前奥斯卡.王尔德刚刚因为严重猥亵罪——或者说因为男同取向遭到揭露——而被转移到此地服刑。这绝不是戴尔的牧婴活动第一次引起当局的注意。1879年她就因为违反《1872年婴儿生命保护法》（Infant Life Protection Act 1872）而被判犯有忽视儿童罪，并被判处六个月苦役监禁。有人推测，她的监狱经历促使她放弃了从不想要孩子的母亲那里每周或每月收取费用的做法，转而要求一次性付款。然后她可以私吞这笔钱，用白色带子勒死婴儿，或者用手帕塞住他们的嘴使其窒息而死，然后将他们埋在浅坟中或扔进河里。后来有人说，到了1896年，就连泰晤士河也拒绝继续替她藏匿这些被寄养的孩子了。毫无疑问，戴尔就是凶手，她甚至承认了罪行，尽管许多人认为她只是打算保护女婿和女儿免受共犯指控。在一封写给警察总长的信中，戴尔承认“我将不得不在天堂的造物主面前为我犯下的可怕罪行承担罪责”，但她发誓，“正如全能的上帝在天上和地上都是她的审判者一样，我的女儿玛丽安.帕尔默/Marianne Palmer和她的丈夫亚瑟.欧内斯特.帕尔默/Arthur Earnest Palmer与此事无关。我，我自己，只有我一个人，必须站在天堂的造物主面前为这一切做出回答。”

陪审团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有罪无罪，而是戴尔是否精神失常以及她是否应该因此而免于死刑？精神病学家利特尔顿.斯图尔特.福布斯.温斯洛/Littleton Steward Forbes Winslow毫不怀疑戴尔患有严重的精神异常。福布斯.温斯洛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精神病学领域声名显赫但极具争议。他在1888年参与了开膛手杰克案的调查，并且提出了极具挑衅性的凶手身份理论，以至于有人怀疑他可能就是开膛手本人。然而在1896年，他对待戴尔案的态度确实堪称尽职尽责。在监狱中对戴尔进行了检查与访谈之后他得出结论：戴尔是一位善良、年长、穿着得体的月嫂，并非典型的杀人犯。他同样确信戴尔精神失常，因为她的家族有精神病史。戴尔本人至少两次自杀未遂，一次是溺水，另一次是割喉。她告诉福布斯.温斯洛：“我不知道我是否伤害过别人，但我经常听到声音告诉我去做某些事情，然后我就去做了。”在访谈过程中，她经常显得非常恐惧，声称“我听到的声音和看到的景象太可怕了，我无法告诉你”。在一次访谈中，她向福布斯.温斯洛谈到了她已故的母亲和儿子：“我能听到他们在说话，告诉我去找他们。我可怜的儿子威利的灵魂似乎整晚都和我在一起。我幻想着我能触摸到他的骨头，仿佛我正在从地里把它们挖出来。当我可怜的儿子参军离开时，我重病了三周。当我恢复意识时，我正在赶走啃食我身体的老鼠，虫子也在吞噬我。”但是当这段关于虫鼠啃食内脏的幻觉的描述在法庭上得到宣读时，福布斯.温斯洛却听到一名陪审员大声对旁边的人耳语倒：“这些场面可能是她梦见的，不过用不了多久就要成真了。”闻听此言的福布斯.温斯洛意识到，此时向法官亨利.霍金斯/Henry Hawkins抗议陪审员的偏见已然毫无意义。“我立刻知道了一切已成定局。他们一门心思打算绞死这个女人。”他后来回忆道。

福布斯.温斯洛对戴尔精神痛苦的描述得到了其他精神病学家的证实，维多利亚时期的精神病学家们此前已诊断她患有妄想、幻觉、抑郁和忧郁症。《警察新闻画报》报道称，戴尔在庭审期间前后摇晃，仿佛精神非常痛苦。其他报纸报道称她相信鸟儿在和她说话。事实上，人们确实经常听到她自言自语。所有这些证据促使戴尔的辩护律师认为她患有杀人狂躁症。在他看来，患有这种精神疾病的人通常会感到被狂躁症驱使，去杀害或伤害他们最亲近的人。在这个案件中，事实已经证实她对收养的婴儿非常仁慈关爱，而他们的死亡则意味着她失去了收入来源。她的行为没有合理的动机，但是却与杀人狂躁症十分相符。

然而，由霍勒斯.阿沃里/Horace Avory领导的控方拒不接受任何精神失常诊断。阿沃里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刑事律师，后来以冷酷无情的“绞刑法官”之名而著称。他坚持认为戴尔的动机无非是金钱。他告诉陪审团，她的行为极其邪恶且残忍。更重要的是，他指控她在过去和审判期间假装精神失常。阿沃里辩称，如果允许这种精神失常的辩护成立，那么今后将不会有任何谋杀犯被定罪，精神病院将取代监狱。政府传唤的精神病学专家也声称，戴尔的“自我控制能力有缺陷，可能比大多数人更容易被诱导做错事，这是遗传缺陷的结果。然而，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她的记忆缺陷，以至于足以使我认为她不能为自身行为负任。”根据麦克诺顿规则，精神失常的辩护要求被告必须处于足够严重的理性缺陷或者心智混乱状态下，以至于要么不知道自身行为的性质和后果，要么不知道这些性质和后果是错误的。陪审员和法官都不认为这一条件适用于戴尔。陪审团只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判定她有罪。在宣判时，霍金斯法官明确表示他认为戴尔极其邪恶。在短短的一段判词当中，他的用语包括“野蛮且邪恶的行为”、“错误且残忍的行径”、“邪恶且精心策划的计划”、“卑鄙且故意的背叛”、“有罪的邪恶暴行”、“残酷且邪恶的犯罪体系”。霍金斯主张戴尔“不止背叛了一位母亲，不止凌虐了一个孩子，而且每次恶行都是为了同一个卑鄙的动机——获取10英镑的财产。”报纸呼应了霍金斯的观点，声称“语言无法描述这种邪恶的深度，此等行径简直匪夷所思。”

据报道，戴尔在听到死刑判决后仍然保持着她在庭审期间展现出来的冷静态度。她在行刑前一天晚上写给女儿的最后信件以爱德华.莫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赞美诗的前两行结尾：“我的希望建立在耶稣的宝血和公义之上。”戴尔于1896年6月10日在新门监狱被执行死刑。当天早些时候，三名男子在她之前被绞死，当戴尔被绞死时，他们的尸体已经被埋在了她走向死亡的同一块石板下。刽子手詹姆斯.比林顿/James Billington两年前才接受这份工作，不过从业之后短短四年就会成为英格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首席刽子手。戴尔首先被绑起来，然后被带到绞刑架上绞死。她的体重为15英石——约95公斤——因此只需要152厘米的落差。刽子手的报告称：“绞刑架活门落下时，人犯瞬间死亡。”而她的监狱档案则称：“由于人犯体重较轻且组织柔软，因此被给予了较短落差。事实证明这一落差已经足够。”新门监狱外的人群等待黑旗升起后才纷纷回家。民间歌谣描述了她可怕的结局：

What did she think as she stood on the gallers,

poor little victims in front of her eyes?

Er'eart if she'ad one must have been callous,

the rope round 'er neck, how quickly time flies"

当她站在绞刑架上时想到了什么？

可怜的小小受害者可曾浮现在她眼前？

如果她也有心，那一定是冷酷的，

时间飞逝，绞索将她脖颈紧紧纠缠。

但这个悲伤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戴尔的处决而结束。1896年的戴尔审判暴露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婴儿寄养行业的规模和恐怖。根据大都会警察分局的报告，截至1896年4月底的前一年当中，伦敦警方发现了225具婴儿尸体，提交到验尸官法庭面前的全部谋杀案当中有超过60%涉及一岁以下的婴儿。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全都认为大多数杀婴案根本没能得见天日，另一项广泛共识则认为非婚生婴儿的死亡率至少是婚生婴儿的三倍。正如一位侦探所解释的那样，戴尔只不过是“众多无良女性和食尸鬼中的一员，由于客户一心保密，她们的行径很难被发现。”许多评论员将戴尔的行为与其他牧婴者进行了比较，并且称赞戴尔至少下手很痛快，而不像大多数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那样听人遇害婴儿长期受罪。正如戴尔遭到处刑之后第二天一篇题为《女性信号》的文章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把他们不想要的孩子交给牧婴者去处理，她们可能像戴尔夫人那样迅速而冷酷地处理掉这些孩子，也可能更为残忍地将这些孩子慢慢饿死。”《泰晤士报》某记者报道称：“戴尔远非最糟糕的牧婴人，因为每年都有其他孩子死于远比戴尔夫人的手法更慢、更残忍的方式。”这位记者观察到，每个婴儿的生命都悬于一线：“母亲或者牧婴人如果希望摆脱一个孩子，可以通过忽视、露天放置、不恰当喂食等等方式实现目的，这些手段全都不会留下任何可以判定谋杀的痕迹。孩子只会逐渐衰弱，经受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折磨之后才一点一点地死去。”

新闻界围绕戴尔谋杀案的密集报道发生在儿童权利受到空前关注的时期，戴尔案件的曝光加速了这些辩论。1884年，即戴尔审判之前12年，伦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成立，1889年改组称为了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NSPCC。在1895年，即戴尔审判前一年，NSPCC获得了皇家特许状，维多利亚女王成为了该组织首位皇家赞助人。正是NSPCC旨在消灭儿童虐待行为的运动为戴尔谋杀案引发的愤怒奠定了基础。该协会的主要论点是：对婴儿和儿童的虐待虽然在道德上大错特错，但是在实践当中却随处可见。他们震惊地发现，英国人似乎更关心非人类动物所遭受的痛苦而不是最脆弱的人类生命。用NSPCC的某位主要发言人的话来说，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早在1823年就成立了，但是一个旨在防止儿童遭受类似虐待的组织随后却花了整整60年时间才获得足够的支持。NSPCC利用了动物权利的修辞以及关于野蛮和邪恶的种族主义隐喻来反对虐待儿童。他们还参与了关于“存在之链”的辩论。根据存在之链理论，一些人类（白人）天然位于高于其他人类（特别是黑人）的等级。1886年由天主教大主教亨利.爱德华.曼宁/ Henry Edward Manning和NSPCC创始人本杰明.沃/Benjamin Waugh共同撰写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其中充分阐明了这一论点。这篇文章发表在《当代评论》上，标题极具挑衅性：“英国野蛮人的孩子”。文章宣称是英国野蛮人的孩子与他的狗处于同一境地：“英国野蛮人已经知道虐待牛既不安全也不得体，但是他有各种各样关于父母权利的格言——比如‘他的家就是他的城堡’——使得虐待孩子既安全又得体，完全符合体面。目前法律明确禁止虐待、滥用、折磨以及减量喂食犬类。防止虐待儿童协会将向议会提交的提案希望法律能够同样保护儿童。”四年后的《儿童监护人》一文再次谈到这一主题。曼宁在文中继续哀叹基督徒——换句话说，他在这里区分了基督徒、异教徒以及野蛮人——对于儿童权益的无视：“基督徒应该像关心防止虐待动物一样关心防止虐待儿童……如果改革者要解决我们这片土地上最卑鄙、最黑暗的耻辱，也就是那些蹒跚走向坟墓的小生命的饥荒和痛苦，就必须扩大关注范围。”

今天，婴儿和儿童不受虐待的权利被视为理所当然，尽管儿童虐待仍然非常普遍。但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主流观念却并非如此认为。保护动物不受虐待的权利已被写入维多利亚法律，但是儿童的类似权利却遭到了剥夺。NSPCC的运动面临三个基本障碍：首先是父母（主要是父亲）对其财产（即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行使无限治理的权力。这也是戴尔作为已婚女性当初从事婴儿寄养的原因之一，因为她父亲的遗产被她那位残忍而贪婪的丈夫合法占有了。婴儿也是一种私有财产，这意味着国家要想监管他们的待遇难免遭遇阻力。第二个障碍在于贫困未婚的少年与成年女性所生婴儿的生命价值。虽然这些孩子确实是无辜的，但他们是否真的拥有神圣的人性火花，还是更像动物？换句话说，他们是否自从受孕时就被母亲的不道德所玷污？不管怎么说，母亲的堕落品行肯定玷污了他们。最后，婴儿是否真的有感知能力？被戴尔和其他牧婴者杀害的婴儿是否真能感到疼痛？正如我在我的《疼痛的故事》一书中更详细地论述的那样，十九世纪英国大多数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婴儿并不具备完全的感知能力。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十八世纪的学者们就认为婴儿非常敏感，但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实验胚胎学就声称胎儿、婴儿和幼儿的神经纤维以不同的速度发育。换句话说，婴儿并不完全具备感知能力。这里存在一条与存在之链平行的感觉之链，成年欧洲男性位于一端，婴儿、奴隶和动物位于另一端。这种深刻的种族主义科学被用来证明征服低等人类以及非人类动物的行为是正当的。

这一论点甚至得到了非常著名的社会评论家的辩护，例如哲学家詹姆斯.萨利/James Sully。他在戴尔审判前一年出版的《童年研究/Studies of Childhood》当中认为，“儿童属于动物界的一员，与狗、猫、兔子或者睡鼠而不是与成年人类更有共同点……如果你相信进化论，那么这项主张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奇怪。”萨利是所谓“重演理论/recapitulation theory”的信徒，该理论认为婴儿重演或者重复了物种的历史。按照萨利的解释：“如果个体的发展顺序遵循并且总结了种族的发展顺序，我们应该期望幼儿至少表现出些许野蛮人式的激情与喧闹的萌芽，然后才表现出文明人的道德品质。鉴于幼儿确实经常表现出如此接近野蛮人的特性，可见文明的岁月对于这些古老且精心传承的本能的压制力度多么轻微。幼儿在出生时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以说是代表了野性未驯的自然界。”他认为儿童需要接受教育，才能进化得比动物或者野蛮人更高，才能真正成为完全有感知能力的、有道德的人类成员。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内容都是关于婴儿寄养残酷性的辩论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我并不是说戴尔和其他评论员都认同这些科学和哲学理论。他们很可能并不认同。但是他们浸淫其中的社会文化对于婴儿本质的理解确实与我们今天非常不同。

当然，母亲们爱她们的婴儿。她们为婴儿的第一次微笑而欢笑，为他们的哭泣而流泪，并且深深地、深深地哀悼他们的死亡。但是艰难的选择依然不得不做，做决定的人则主要是男性。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的全男性制定者取消了父亲为他们所生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这一决定危及了母亲和婴儿的生命价值；全男性的议员们拒绝给予女性投票权、财产权、轻松离婚或平等薪酬，这一决定将数百万女性及其后代推向了贫困。1823年由杰出男性建立的协会开始规范对动物的虐待，但直到1884年才规范对婴儿的虐待，这一决定建立了关怀和同情的等级制度。因此，眼看着公众对连环杀手戴尔和其他婴儿寄养者的残忍行为表示恐惧，NSPCC意识到这是加强他们运动的好机会。1894年，NSPCC的创始人和主任本杰明.沃德牧师/Benjamin Ward被传唤到上议院特别委员会作证，该委员会负责《婴儿生命保护法案》和《护士儿童安全法案》，这些法案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婴儿寄养和戴尔谋杀案揭露的恐怖事件的回应。他的证词震惊了许多听众。沃德提醒委员们，在英国，每年有五万名非婚生子女出生，牧婴者要对数千名这些婴儿的缓慢饿毙负责。他指出，母亲们无法一边哺乳或者看护婴儿，一边工作赚钱抚养婴儿。如果母亲们想要供养婴儿，就必须为他们找保姆。而且母亲们在婴儿早已死亡后仍继续向牧婴者支付费用的现象并不罕见。有人询问母亲们在支付费用前是不是不会费心询问孩子是否还活着，他回答说：“我不是说她们不费心。她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很愿意多问几句，但她们不敢冒险暴露她们与这个悲伤故事的联系。”沃德颇具争议地宣称，“戴尔夫人实际上是我遇到的最圣洁的牧婴者。为什么？因为她仅仅带来了六十秒乃至六秒的痛苦，而其他人却带来了长达六周的痛苦。英格兰的所作所为完全悖逆了正理：有人带来短暂且突然的痛苦与死亡，我们将这些人活活绞死；也有人带来长达六周的痛苦、长达六周的虚弱与晕眩，以及最终的饥馁而亡，却几乎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他恳求政府建立一个认证系统，以便母亲们可以确信她们的婴儿能够得到平安。

然而，规范收养、旨在保护婴儿的法律并不那么容易出台。1872年的《婴儿生命保护法》要求照顾一岁以下婴儿的人进行登记，但是效果不佳。戴尔谋杀案引发的公众关注说服了内政大臣相信法律改良迫在眉睫。第二年，该法律通过了一项修正案，要求地方当局登记并监督哪些照顾其他女性的五岁以下太痛的人，还可以流动抽查牧婴者并且带走有理由认为正处于危险之中的婴儿。不幸的是，对于那些收费超过20英镑的牧婴者，法律网开了一面，因为这些人是所谓“更受人尊敬的照顾者”。此外正如《泰晤士报》指出的那样，这项新法律还有一项显著的局限性：“戴尔夫人的职业可以通过法律或者通过充分的监督控制来取缔，但是要想应对那些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寻求外部帮助的父母则没那么容易。”换句话说，通过缓慢饥饿或者匆忙勒紧绳索的专业化婴儿谋杀可以得到规范，但是仅仅做到这一步还不足以消除那些迫使未婚母亲绝望到听任亲生骨肉逐渐衰弱而死的系统性根本原因。

那么邪恶的女性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阿梅莉亚.戴尔这个人？我不打算为戴尔开脱罪责，她确实谋杀了数百名婴儿。但是我也要指出，并非只有那些心地纯洁之人才会经受情感痛苦，即使是坏事做尽的坏人也会心里难受。同样，我并不打算回顾性地为戴尔做出精神疾病诊断，并且建议她应该遭受监禁而不是处决。毕竟，理智与疯狂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始终不断变易的概念，一个时代的负面事物在另一个时代很可能被视为疯狂，例如产后躁郁、精神分裂乃至性施虐都曾经被一揽子地冠以发疯之名。戴尔的生活一直充满打击。她的丈夫十分暴力，用她的话说，“他对我很残忍，我非常非常担心他对待我的行径。我离开了他三次。”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但是继承发生在1882年《已婚妇女财产法》出台之前，所以这笔钱属于她的丈夫，而他把钱全都花在了自己身上。此外戴尔也显然是一个深受困扰的女性，她的娘家有精神病史，她的母亲曾试图自杀并且死在了精神病院。1891年11月，戴尔曾经试图割喉并且因此被送入精神病院。后来她指控格洛斯特精神病院虐待她，把她的指关节拉脱臼：“他们打我，残酷地虐待我，把我关在软垫房间里。”这让她觉得“毁灭自己并不是罪过”。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戴尔承认：“我没有灵魂，我的灵魂在精神病院被锤打出去了。”1893年12月，她因为试图溺水自杀而被送入萨默塞特郡韦尔斯的贫民精神病院。根据她的入院报告，她是“有自杀倾向的危险患者，非常暴力，试图用拨火棍打我，威胁要打破我的头骨。她对我发誓说她在人世间没有安宁，只有在天堂才有。她说她将要自杀，因为有声音告诉她应该这样做。入院后她也曾试图自杀。患者体格健壮，面容憔悴，灰发，牙齿很少。”1895年8月，她再次被送入格洛斯特精神病院。在罪行曝光被捕入狱期间她第三次试图自杀，这次她使用鞋带绑在脖子上，捆绑的姿势与她杀害婴儿时使用的姿势完全相同。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当年也有不少评论者尽管绝不原谅戴尔的行为，但是确实对她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理解杀婴罪行的潜在原因。当然，大多数记者拒绝表现出同情。在戴尔被执行死刑之后，一家报纸报道说：“戴尔夫人罪行的极其卑鄙性质的外在体现之一在于公众没有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就为她请求减刑。她走向绞刑架，无人怜悯，被人憎恨。没有人为戴尔夫人请求宽恕。”但是这话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当时的部分妇女运动确实对戴尔表示理解。在戴尔被绞死的那天，《妇女便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婴儿寄养谋杀案》的文章。文章并没有赦免戴尔的行为，而是称之为“令人厌恶”，并且承认“一想到这些行为就感到恐惧”。然而另一方面，文章也提请读者门注意婴儿寄养这一行得以存在的原因。这位匿名作者承认，“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小婴儿会不可抗拒地唤起母亲的同情和保护欲。但是这种情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本能，而是高度良知和情感的发展。”换句话说，这篇文章引用了存在之链或者文明进程理论为戴尔辩护，尽管这些理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作者认为，在戴尔案件以及所有其他婴儿寄养案件当中，真正可怕的情况不是牧婴者的冷酷残忍，而是那些“将自己的孩子扔到拿钱办事的陌生人手里听天由命”的父母的更加残忍的冷酷心肠。父母显然知道他们交的钱不足以照顾他们的孩子，但同样明显的是，母亲们在将孩子交给陌生人时总会经历作者所说的“身体和道德上的痛苦”。尽管母性的“自然本能”肯定“比诗人所传唱的更弱，但是却不会毫无痛苦地熄灭。这种痛苦不仅难以承受，而且还会严重损害不幸女孩的道德天性。这些女孩要么亲手杀死婴儿，要么将婴儿交给牧婴者，明知这样做同样意味着残酷的死亡。”换句话说，被男人引诱的不幸女孩并非没有道德过错，但是她们并非天生邪恶，她们感受痛苦的能力必须得到承认。作者的关键主张是“将生命带来人间从来都是两个人的责任”，因此唯一正确的原则是让每个孩子的父母共同负责满足其需求。“我们目前安排的最大缺陷是认为男性不必为了婴儿的照顾和养育负责，为什么？因为男性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免除了自己的责任。”作者总结道：“是贫困和耻辱迫使母亲忽视了她天然疼爱的小婴儿，并将其留给牧婴者听任发落。只要父亲们还可以逃避责任，母亲们就肯定还会去寻找并且——唉！——肯定还能找到下一位戴尔夫人。”这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赋权的强烈呼声。

综上所述，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我们知道戴尔对她照顾的婴儿犯下了极端残忍的罪行。她还欺骗了贫困绝望的未婚母亲，她欺骗她们相信她们正在给她们心爱的婴儿一个更好的生活，就像她向伊芙琳娜.马蒙承诺的那样——“乡村的优美生活，果园就在我们前门对面”。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与当时的诸多作家一起斥骂她是恶魔、魔鬼、最可怕的怪物之一和超级魔鬼母亲呢？至少我本人确实不忍心将阿梅莉亚.戴尔称作邪恶的化身。她是一个受虐的妻子，被残忍的丈夫剥夺了继承权并且遭受了极端的情感痛苦，以至于她至少三次试图自杀。指责像戴尔这样的作恶个人很容易，将矛头指向人为且故意构建的道德体系、宗教教义、法律法规、女性无权处置自己身体和财产的境地以及基于性别的就业歧视却没那么容易，正是这一切使得女性的生活无法忍受。最后我要用一首民谣来收尾，其中唱得是戴尔以及十九世纪年轻未婚母亲面临的无法忍受的选择。第一节表达了对像酒吧女招待伊芙琳娜.马蒙和女仆玛丽.弗莱这样的年轻女性的同情，她们被男人引入歧途，而这些男人对她们的责任一无所知且漠不关心：

Poor girls who fell down from the straight path of virtue.

What could they do with a child in their arms?

The fault they committed, they could not undo.

So the baby was sent to the cruel baby farm"

可怜的姑娘们从美德正道跌落。

她们带着孩子还能怎么办？

她们犯下了无法挽回的大错。

所以婴儿被送到了残酷的牧婴院。”

但这首民谣的副歌还揭示了故事的另一方面。戴尔夫人是一只替罪羊，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女巫，这位恶女为全社会的罪恶付出了代价：

The old baby farmer the wretched Mrs. Dyer at the old Bailey

Her wages is paid, in times long ago,

We'd have made a big fire and roasted so nicely

That wicked old Jade"

老牧婴者，卑鄙的戴尔夫人到了老贝利，

她的工资在很久以前已经付过，

我们生起大火，烤得多么仔细，

那个邪恶的老巫婆。

中国有一些人把这句话奉为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