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们给黄旭华同志送行的方式 -- 达萨

毛泽东为何要在“大跃进”初期讲“留有余地”

2014年05月05日14:5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近日，人民网党史频道连载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观领袖 品党史》。本书汇集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批青年编研工作者运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文献来解读党史上的一些重大决策的文章。这些文章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俱佳，具有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和决策参考价值，广大党员干部可从书中汲取丰厚的思想营养和治国理政的智慧。【点击进入图书连载】以下为本书节选：

众所周知，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构想，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可以出现更髙的发展速度：由此，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严厉批评“反冒进”，到3月成都会议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再到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并肯定以“跃进”代替“冒进”，干部和群众的干劲与热情被一再地激发并高涨。在推动全国上下加快建设步伐实现“大跃进”的过程中，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尽管处于兴奋状态，但其思想情绪并非简单地直线上升，在积极推动的同时，也透露出一些“留有余地”的谨慎心态。

1958年3月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后进一步在思想上为“大跃进”发动开路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但与此同时，他对浮夸、虚报和高指标等，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警觉。如，关于究竟多长时间完成十年农业计划问题，毛泽东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93页。]但在会议过程中，有的省已经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计划。鉴此，毛泽东在3月20日会议上讲话时说：“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若能做到，“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为防止“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毛泽东似乎不是即兴之言地站在了这样一个高度：“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毛泽东不避讳地指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要“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为了让大家“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在3月25日讲话时，毛泽东专门讲了思想方法问题。他不无忧虑地提出：“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由此，他郑重强调：“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

在以“鼓劲”、“升温”为基调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警示各地领导干部要“压缩空气”，要“务实”、“谨慎”，可视为一种“热中带冷”的心态，即在号召大干快上的同时希望能求稳求实，在力争上游的急迫热切中希望能“留有余地”。这大体与他一贯倡导的辩证法思想方法有关。

成都会议结束后，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到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情况，同时听取关于“苦战三年”的打算。在4月1日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汇报一年实现绿化时，毛泽东问：“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4月2日听取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水利问题时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4月3日听取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汇报时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并严肃指出：“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809页。]4月5日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汇报，针对浮夸作风提出：“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听取周小舟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4月5日。]4月9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汇报，严肃批评了造假现象：“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听取杨尚奎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4月9日。]4月11日，武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找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和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专门谈了宣传问题：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报纸宣传要慎重，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并再次强调：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 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1页。]关于“苦战三年”，毛泽东在1958年10月2日会见外宾时曾说：“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这些地方同志，他们大部分也都是中央委员就是了，省委书记，他们说还是基本改变。……但是我这个怀疑还没有去掉，还有点右派尾巴。”[ 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等六个国家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日。]

在整个气氛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毛泽东仍然延续了“热中带冷”的思考。为避免“假、大、浮、粗、过”，他在武汉会议上对“留有余地”的强调频率大幅提髙，从速度到程度，从计划到实践，从过程到结果，从口号到措施，从宣传到检查都涉及到了，核心是想把“多快”与“好省”统一起来。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作为决策者的这种工作思路，为什么没能对当时干部的思想观念产生应有的实际影响？也许亲历者的体会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吴冷西回忆说：从成都会议到武汉会议，“毛主席关于压缩空气、留有余地的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被前面所说的关于提髙风格、敢于创新等等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64页。]。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大跃进”，根本上是希望“快”，也就是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是总路线，实现“赶超”是宏观战略，而“留有余地”只是作为具体战术和思想方法进行强调；第二，当时的各地大员们多是抓住了毛泽东提倡的总路线和宏观战略．“赶超”和“快上”也成为统领当时干部思想的主导观念，而“留有余地”只是一种具体战术和针对性并不强的一种思想方法，在“大跃进”运动初期的整体氛围中基本上很难深入人心，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

第64章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

　　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

　　县都相信，主要是前3级相信，这就危险。”

　　话说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1959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2700万吨到3000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6000万人上阵。

　　毛泽东又说：

　　“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2700万吨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

　　“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出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关于弄虚作假问题，毛泽东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

　　“现在是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它假不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100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200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100头就是100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

　　“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2个五年计划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3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作诗不一样，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3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关于破除迷信，毛泽东说：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1分钟跳72次，1天跳10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头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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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晚，毛泽东看到了《宣教动态》145期上刊登的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反映：春夏之交云南发生因浮肿病引起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他立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给武昌会议的与会者，全文如下：

一个教训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

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的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

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饥饿浮肿）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

别的省份，则可能有的地方要犯像云南那样的错误。

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他们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是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于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解决办法：

（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

（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传达）

　　作报纸工作的，作记者的，对虚和实的问题，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也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好多年吃不饱，不够吃，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此瞒产有危害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为什么虚报？干部作风固然有关系，但也因为有人喜欢虚报。如果虚报一万斤，你说这不是事实，他就不报了。因为他说他报的不实，如果你说他报的还不够，他就更会虚报。

　　紧张好不好？没有紧张就没有跃进，跃进必然紧张，紧张形势有好处。

　　我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当时湖南的形势是：农会的威信很高，农会说一句，地主富农非照办不可。说坏话的人站不住脚。这种空气，说明革命高潮。现在农村有一种形势，人人说干劲，个个说跃进，无人敢说坏话。这是好的，不能说不好。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提意见的人少了，这也不好。有些任务分明完不成，有些作法显然不妥当，也不敢提意见，这就不好了。大家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要的。但有许多人累得病了，甚至死了，就不好了。所以，对紧张这件事情，要两面看，适当加以调整。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为什么要有强迫命令？一定的强迫命令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强迫命令”，不反对。要反对命令主义。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个太守，他问官司先不问原告被告，而先去了解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做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现在全国到处乱哄哄的，大跃进。成绩很大，头脑热了些。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对大跃进报导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末于武昌）

　　要实事求是，不要浮夸。要作冷静的促进派，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冲天的干劲要与严格的科学的态度相结合。

对《陶××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的批示（节录）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台。

　　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生消。本来没有鬼，只是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怕群众”。

　　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人家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来后，他们会立刻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做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中已经照下了他们的羞像，跑不掉了；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规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了，不是一九五七年了。

党内通讯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圾、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种，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觉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如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底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都实行，十年以内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庐山会议之前）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要多谋善断。第一要多谋，第二要善断。

　　什么叫多谋呢？就是要听听不同的意见。先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

　　要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党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农民，谋于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工人，谋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要善于观察形势，才能当机立断。

　　缺乏当机立断，还是对形势观察不妥，断得不恰当，就是有一点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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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有余地，成都会议上就讲过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用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你一个团，我用三个、五个、六个、十个团，有几个团的后备，总可以把它吃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打没有准备之仗。我就怀疑搞工业的同志们是否真正积累了经验。积累了一些，还有一些没有积累。工作方法有相当大部份不对头。比如就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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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去反对的“马鞍形’，重点是在反对“反冒进”。一九五七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为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搞了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当时是必要的。但是库存减少很多，一九五七年不得不调整一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央全会的时候，我完全赞成调整。钱和材料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

　　“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生产增长速度可能一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两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三年高一点、一年两年低一点。不能每天高潮。像我们开会，每天高潮，就要死人的。波浪式的前进，这是个工作方法问题。

党内通讯（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武昌）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的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五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属的小队长，所有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鸣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同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的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二级所有，二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是王××、陶××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全民工暇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做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专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党内通讯（一）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郑州）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下级干部大会，大会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六级干部大会，三月十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三月九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三月十四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六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每队一人至二人；（四）生产队每队一人。外加着干观潮派，算账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会期七天至十天。河南各县定于三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同时开会，三月二十日或二十四日以前结束，三月份还剩下一星期，各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样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的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到地方即刻放出去，三四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不几天而已。三天后。就会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上午四时于郑州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

　　对事情，在高潮中，有人会怀疑，这是不足为奇的，怀疑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的人，一部分是敌对分子，像罗隆基、地富反坏。要加以区别。人家怀疑或者讲坏话，不要以为是坏事，要注意加以分析。总会有些缺点，有人怀疑不足为奇，而且有好处。

　　压缩空气已有两个月，现在二月一日，还要鼓足干劲。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干劲要鼓足，如果鼓得不足，应该鼓足。……干劲还要鼓足，上游还要争，不要中游，不要下游。（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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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搞了一年（58年--59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不是暂时现象置今后若干年是否会年年有跃进？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也可以说是个大跃进，一百多年世界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现在不进了。不论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总之，是可以跃进的。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请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所谓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有个主观能动性，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形而上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不把世界看成统一的、互相联系的，而看作是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像沙子一样。第二，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从形式看问题，不从内容看问题。第三，静止地看问题。不从发展看问题，不是透过形式看到内容，透过表面看到本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一九五七年报导北京大学问题。说是右派猖狂进攻，闹得很厉害。陈伯达去看了。不是那么了不起。又如林希翎的讲演头一天很神气，第二天驳的人多起来了，第三天驳倒了。“内部参考”就说不得了。“内部参考”写的是历史。不可不看，不可多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武主伐纣，血流漂杵，孟夫子就不相信。现在我们讲的书就是报纸和刊物，其中有个“内部参考”。不可尽信。听话要兼听。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的量，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几亿劳动人民，几百万，几千万的干部不会尽做坏事，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座的领导干部每天吃了饭尽做坏事，不可想象。在武昌讲过，县、公社，队做坏事的，顶多不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级干部，都是想做好事的，想做坏事的总不会多。至于想做好事而做坏事的，要加以区别。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见效。我们要称赞这个计划。大进一步。宣传这个方法：有重点，又是两条腿走路。比如原材料工业，目前是重点。要加一些，加工工业减少一点，增加××亿投资，××万美元。×吨钢材搞轻、化工业是对的。要宣传、讨沦、发展这个办法，经济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连锁反应。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不钻下去，只能打皮下，不能打血管。索性不怕它，钻进去，揭露它。不充分揭露这个矛盾，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问题就是矛盾。许多所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问题。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水游传》“三打祝家庄”，就是探庄，石秀探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另一个问题。打了败仗，瓦解三个庄，孤立祝家庄。第三个问题是祝家庄内部情况不了解。于是派人假投降，内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为什么不唱？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查情况，每次打胜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是抓农业，没有抓工业。农业究竟落实不落实？××斤粮食，××担棉花，麻、油料、大牲口、小家禽，这几个指标是否落实？是不是夸大？能不能完成？不要采取假报过关，其办法是超额。粮食要搞××斤，只报××斤。不搞这么多不行，不然明年不好办，前年搞得早，去年刚好，今年动手晚一些，深耕没有？搞肥料，看报上还不错。河南肥料怎么样？水、肥、土搞得怎么样？水利争三百亿土方。今年我耽心肥料这一关。人患浮肿病，就是没有肉和青菜。庄稼不吃肥料，也是患浮肿病。所以要大搞土化肥、菌肥、沤肥、绿肥、熏肥、人粪尿、牲口粪尿，以这些为主，切实搞一下。麦子要追肥，追水、多锄。多锄就是暂时割断毛细管，减少水分的蒸发，今年搞××××亿斤粮食。应该是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序列，中心是土，有土就有粮。水有了，应该把改良土壤的“土”字放在前面。其次是肥。第三是水，但现在暂时不修改。听说搞肥料所需的人工要（占）一半。工具改革很重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搞一个农具工厂。因地制宜，不要三天风一过，就不行了。要单独搞一个农具研究所（浙江有研究气象、土壤的，就是没有研究农具的）。收集、研究、设计，试制农具的学校。要挖这么多土方。运这么多肥料，都用人挑．没有机械是不行的。“收割”应为“割收”。割、运、打、收，没有机械．要人去割，那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呢？意思是光用人力肯定太费劲，辛苦）

　　……

　　还有两个问题谈一下。

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大跃进（？？？？？）。

富裕中农当中有百分之三十，论调与地、富、反、坏、右接近了。民主人士肚里有意见，口上不讲就是了。对这个问题．武昌会议我也讲过，我们有百分之五的入违法乱纪。至于有些人，衷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不能算进这百分之一、二、三、四、五之内。对于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要保护。就是百分之五之内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分别情节，进行教育，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夸大化了是不好的。这个经验年年念一下。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人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夸大起来，就会变成黑暗一片。列宁说，这种话本来说得对，只要略为说过了。就变了质。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一列几十条。就天昏地暗，一无是处。这一点必须警惕。在整社过程中，要让群众把缺点说出来，首先要自我批评，一定要改正，然后讲清楚缺点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涂，但大多数一定要改正缺点。要保护积极性，否则就有“曹营之事不好办”之咸。个别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属于）例外。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对民愤很大的要处罚，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枪毙。农村中有些人打人成百，不给以处罚是不好的，会影响群众。但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要坚决保护过关。（维护大多数的团结）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如罗章龙，此人现在在武汉当教授，我很熟。罗当时反对中央很厉害，否定中央，一无是处，就是他正确，自立中央。结果搬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还有立三路线，也讲只有他对，别人都不对，也是否定一切。王明路线也是一样，都吹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把别人说成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还有张国焘路线，也是自立中央，编了剧本歌谣，打倒毛、周、张、博，自称是列宁主义，国际路线，结果毁坏了自己，跑到香港，把儿子放在中山大学读书，证明不是列宁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提出六大纲领，声势浩大，根本否定中央的一切，迷惑了许多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他代表好多小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王明告洋状，说毛有三大罪状，反国际路线；整风中强迫百分之八十的人检讨；搞宗派。武昌会议时，王明写来一封信，比过去好些，讲辞职了。高饶反党集团，他们做绝了，太过分了，反对×、周，重点在×，说有两个中心，两个摊摊，有他们的纲领，迷惑了一些人，否定一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一点夸大成全部，结果毁灭了自己。没有提过的次要事情是很多的，这些事情还不算在内。历史上有陈独秀路线、罗章龙路线、两次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高饶反党集团，……这些大事件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程度不同，陆质不同。……不论中国外国，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结果是否定了自己，毁灭了自己。对蒋介石可以否定一切，但是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最后，美国也可能不要台湾，把它当个毒瘤沾在他们身上，我们将计就计，只要他这个葫芦挂在我们腰上，总是有办法的，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做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己。在目前批评缺点的时候，讲到这段历史，就是拿历史教育我们的同志。

　　在南宁会议，提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把问题形象化，最能说服人，就是教育干部顾大局与不顾大局的问题，就是大局与小局、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

　　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精神反映了物质，是接近实际的东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普遍与具体是对立的统一。客观规律在每一个国家因历史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照比例，工大农小，重大轻小，大大中小小。我们现在作翻案文章，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创造工业（包括交通运输）、农业两方面的高涨、跃进，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门路。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以后，人民的热情起来了，开始看到经济发展有希望，反保守，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他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成了主观能动性，不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践的主观主义。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比如，副食品、日用百货脱节了一部分，如不抓，很危险。……

　　日本人说我们不是人口论，是人手论，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做事情。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能是基本适合的，至于具体数字多一点少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证明是可以大跃进的，每年都可以大跃进，无非是多于一千万吨钢或少于一千万吨钢。苏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百万吨钢，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前年只增产了三百万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年二十年中只增产一千四百万吨。战后十三年增产了三千七百万吨，以后每年增加五百万吨。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搞大中小，几个并举，有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同时地理气候条件好，人口六亿八千万，所以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开展了这样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否能这样说，像养猪一样，前四个月是搭架子，一九五八年是克朗猪。有了架子。没有多少肉，还不肥，以后养猪。现在我们大跃进就是搭架子。

　　从一九五五年提出“十大关系”起，一九五八年元旦社论搞了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成都会议发展成为总路线。现在看这是对的。要不要干劲？要不要鼓足？要不要争上游？还是中游下游？要不要多快？要不要好省（质量），前两句是人的精神状态，是主观能动性。后一句是物质。

　　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没有抓生活，一定要×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实践中间、斗争中间才认识了客观实际、计划、比例。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一条克朗猪，但无一条肥猪。在实践过程中，找到了门路（大跃进）。可能武昌会议的四大指示是接近实际的，但只是写在纸上。不是现实的，粮食还没有拿到手。钢铁、煤只拿到一月份（生产不大好）。要经过努力，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经过这次会议，经过努力，可能各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好。有了经验，比一九五八年要好一些，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会好一些，事后诸葛亮变成了事前诸葛亮。劳动力有浪费，大城市副食品不足，没有注意，一部分轻工业注意不足，还有多种经营、运输问题注意不够。一种是没注意，一种是注意不足，以至引起供应不足和部分失调。这几个问题不作结论，当作一个问题，请省委常委研究一下。……

　　从总的看，我们的计划、指标、社论适合与否，总是从实践中找经验。即使还没有完成，只是经验不足，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诗，我赞成这个空气。完不成也是乐观的，因为可以从完不成中得到教训。……无经验，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们的经验就多了。不适合，我们就改，让全世界骂一顿。我们总路线也不能改，“降低干劲，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总不行。永远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从实践中去看。现在我们提出十五年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行，就更多一点时间嘛！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请同志们研究。

附：龙啸九天——中国核潜艇专家采访录(黄旭华)

《现代舰船》2004年12月下半月

本刊记者：我国的核潜艇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作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总师，您能对段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吗？

黄总：核潜艇的故事可以从1958年说起。

　　58年有两件事情对我们工作影响比较大，一个是二机部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在房山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试验堆，另一个是我们按照“二四”协定转让制造的潜艇， 58年也基本告一段落。这两件事给我们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另外，这一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接着59年，10年大庆，赫鲁晓夫来了，我们正式提出希望苏联老大哥能帮助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非常傲慢：“核技术非常复杂，花钱很多，你们中国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研制，我们苏联有了，就等于中国有了。你们把海军基地给我们用，我们的核潜艇可以帮助你们”。毛泽东主席非常气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此话立即传遍09战线，大家听了很兴奋，但工作当时是搞不下去的，因为原子弹还没爆炸。国家搞核潜艇是有决心的，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但是权衡下来，最重要，首先要搞的应该是“弹”。核动力比原子弹技术要求更严，核动力是可控的，原子弹不需要控制，要把爆炸威力变成可控的，技术要求更高。当时“弹”还未爆，国家要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弹”上，09项目58年刚刚组建，开始预研，62年就开始下马，过了2年，这个项目正式解散了。

　　在于笑虹，刘华清坚持下，中央同意保留少数人继续调研工作，并维持了几个关键设备的研制工作。

　　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有此基础，国家可以抽出力量搞09了。于笑虹，刘华清有关领导抓住机会立即向中央打报告，要求09上马。65年报告批下来，同意！

此时面临困难仍然很多，核潜艇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们都没搞清楚。几乎毫无资料，当时外部对我们封锁非常紧，美国就不要说了，苏联“二四”协定时对我们还算不错，给我们常规艇的资料，但后来59年专家撤走，对我们控制的也非常紧。

　　工作条件也很差，我们搞数据，要用算盘、计算尺算。为一个数据常常要发动一批人日日夜夜算。

　　中央批下来时有3个原则：

1、立足国内，艰苦奋斗

2、第一条艇带有一定试验性质，但建成后要可以作为战斗艇用

3、大力协同，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共同努力，把09搞出来

　　我们就因陋就简，创造土办法，能拿出点成果就算一点。我们绝不等条件，就算你等得及，国家也等不及啊。

　　不是没有资料，心里没底吗。一个一个解决。我们对国内科研技术力量调查清楚，实事求是地了解我们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大。没资料我们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集国外资料，美国第一个搞出来，他要吹嘘自己，所以报刊书籍里零零碎碎会透露些信息，但这些资料真真假假，不信不行，全信也不行。我们的做法就是3面镜子：一面放大镜——把有用的信息从信息堆里挑出来；一面显微镜——把信息汇总分析；一面照妖镜——要去伪存真。

有个例子很有意思，核潜艇做导弹发射平台，精度不比陆基，因为艇的位置参数是不断变化的。美国搞了华盛顿导弹艇之后说，他这条艇精度能达到陆基水平，因为他提出一个技术措施一一艇上装个65吨重的陀螺仪，陀螺运转，利用其高速，艇就可以稳定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纸，比较吃惊，因为陀螺除自身外还有很多设备来维持运转，这意味至少要增加一个很大的舱室给它，排水量、航速都要受不小影响。美国人真正的做法怎样不得而知，但这个方法是比较笨的，是否就没有其他办法呢？我们试验条件很简陋，但我们通过大量试验最后得出结论，不一定用这个陀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按我们的方法走，到试射时我们打的也很准。

　　美国人当然没装这个装置，这不过是个设想，但他们搞的很像回事，还画了图纸。我们差点上了当（笑）。所以说照妖镜不可少啊，外面妖精多。

　　当时我们在葫芦岛，因为这个地方水深，冬天冰冻期较短而且三面环山，保密条件也很好。现在葫芦岛成了旅游胜地了，当时可是荒山敝野的。我们种的树就算长起来也是歪的。伙食也很“绿色”，有一句俏皮话说我们是“早上土豆烧白菜，中午白菜烧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道烧”。北方尤其冬天只有这个，有时候一年到头见不到一点油星。

　　文革时候，我们白天受批判，晚上再加班加点干。

　　当年，我们自己总结了四句话，也算是座右铭吧：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

　　有人会说这话听起来有些官套，我说那是因为你没经历那个阶段，你也可以把它换成时髦的说法叫团队精神，不过那个团队精神往往是很功利的，和我们的四句话还是不同，我们做事可不讲什么条件，我们之所以做就是为了国家能硬着腰杆说话，因为我中国人爱国。

　　当年同志们聊天说：“我们这辈子，如果将来在子孙面前说说我的往事的话，我们会说，我们这辈子没有虚度。”

　　09是65年正式上马的，不过58年到65年期间，虽然没有正式立项，但预研没停，这期间的工作给65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65年上马后，才能搞的那么快。

再过2年，核潜艇开工，70年下水开始试航，74年交给海军。这个速度是很快的，而且我们的艇比苏美前几艘要强的多。有人讲你的艇下水是70年，鹦鹉螺号是54年，差了十几年，能不强么。不过你可以想想，我们70年代的工业能力、科研水平和美国50年代能有多大差距。

本刊记者：美国人研制第一代核潜艇鹦鹉螺、海狼是常规艇型，到1959年的鲤鱼级才变成水滴型，而我们的研制则是一步到位，当时是怎么做出这种决策的？

黄总：美国第一条是常规线型，因为当时美国还不敢肯定他的路走对了，这只是个试验，鹦鹉螺号完全是为解决核动力上艇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触及。它的航速潜深都较低。同时他们又造了大青花鱼，这是为解决核潜艇长时间水下高速航行的问题，要研究线型如何适合水下航行，而非水上水下兼顾。两个都成功后，再合成搞了鲤鱼。

　　我们则是一步跳到鲤鱼，这个跳不是无中生有想当然的。他们走的每一步，我们都要分析，那些弯路不必再走了，从他们的弯路里我们分析排除了很多不必走的步骤，所以一下子搞到位。

本刊记者：1988年，我国战略核潜艇水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和感受？

黄总：88年，核潜艇进行了最后两个大的试验，算是总鉴定。第一个是深潜，反应堆全功率航行，水下大深度发射鱼雷。这个试验是在南海搞的，很成功。然后回过头来，到北海，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两发，打的很准。中央领导立即打来电话祝贺，说“你们打的比陆地上还要准！”我一边感谢领导关怀，一边哭笑不得。严格讲，这话是不科学的，海上打，艇的姿态参数不断变化，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比陆基更准的。当时打成这样，实际算侥幸，陆地上一个正误差，艇上一个负误差，两个正好抵消，所以打的非常准。

　　这里说个题外话，我们第一次打洲际导弹，不是这次而是82年，在常规艇上进行的，失败了几次，最后一次获得了成功。在此基础上，才到09上搞。09造价很高，不可能直接到它上面进行发射试验。

　　两个试验成功后，聂力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一喜一忧”。当时冷战刚刚结束，很多军工项目都在下马。我高兴因为我打成功了，但大概明天我们就失业了。如果打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再吃几年饭，因为你们还会投资。

　　聂丽听完也哭笑不得。果然，打成功后，我们项目就下马了，一下就是20几年。

　　20几年过去，美国走了多少型号，冷战结束，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美国（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点没放松，而我们的科研生产都断线了。团队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如果我们也像美日那样，技术抓的很紧，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超过美国，也至少不会和他差这么远。

本刊记者：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使用国，其核潜艇设计特点十分鲜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坚持使用双壳体，这和美国的做法迥然相异，您能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吗？

黄总：苏联认为他的双壳体有2个最大的优点：

1．两层壳体之间的液体在抗爆方面能起到缓冲能量的作用

2．双壳体储备浮力比较大，艇的安全性提升，能做到一舱进水艇不沉

　　但双壳体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水下排水量加大，水下速度会受影响，要保持速度就需要加大马力，结果艇越弄越大。

　　美国搞单壳体，储备浮力小，但他的技术要求更严格。美国人不考虑一舱不沉，所谓一舱不沉的“舱”不能太大，如果破的是（洲际）导弹舱，那“不沉”是做不到的。因此美国艇的分舱很少，这样布置起来比较方便。美国的观点是：只要做到可靠，艇壳体结构、材料、加工工艺、建造质量保证可靠了，就不需要考虑储备浮力的问题。

　　美国苏联设计思路有分歧，美国人努力保证艇不被击中，而苏联人则更多考虑艇被击中后如何挽救。

　　但不能想当然说苏联因为对自己制造能力的不信任是采用双壳体的原因。这和设计师的风格有关，苏联人安全考虑太多。他的双轴双桨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实际上，由于涡流影响等原因双桨效率并不比单桨高。苏联采用双堆是和双壳体双轴双桨相对应的，采用双堆还是考虑安全太多，并非说对自己反应堆性能不信任。另一个重要原因，单堆功率不能无限提高，采用了双壳体，船大了，推力不够，所以就需要2个了。

　　美国的观点则是如果单堆安全性足够，就不需要搞两个。

本刊记者：您怎么看苏联的“一舱不沉”原则？

黄总：我认为一舱不沉在战争中没有什么用，一舱进水后，艇不能停在水下，必须赶快浮起来。浮到海面上，如果制海权不归你，那么艇还是要完蛋。苏联考虑他的作战在北冰洋一带会比较多，这个地域尚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因此艇上浮后保住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没这个待遇了。

本刊记者：美国人的第一艘弗吉尼亚已经下水了，在这级艇上美国人试图兼顾远洋和近海作战能力，因此，弗吉尼亚并未强调高速和深潜。弗吉尼亚是不是未来核潜艇的发展方向呢？强调高速和深潜还有必要吗？

黄总：美国搞多功能艇（弗吉尼亚）把潜深降下来，以便靠近陆地作战。原来一直以高速深潜为目标，越搞造价越大，海狼已经20亿了。再加上冷战后，作战对象已不像原来那么棘手，地区作战的重要性上升，所以高速深潜昂贵的海狼要让位给多功能的弗吉尼亚，弗吉尼亚潜深低一些，但可以兼顾远洋和近海，而且造价从海狼的20亿降到了10亿。

　　你们提到核潜艇的未来发展，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一一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回答。核潜艇这种武器，他的发展要和国情相适合。

　　我国的特点是海外没有基地，美国俄国都是有的，要搞强大的海军，必须有海外基地，我们核潜艇出去，水面舰队护航结束时，他就只能单兵作战了。因此，我们对隐蔽性、续航力、自持力要求应该高于任何国家，人家有海外基地可以依靠，我们就不行，战争中，我们不能靠海上补给，因为制海权不归我们。

　　隐蔽性要搞好两大问题：深潜和噪音。这些我们应该特别重视，不能说弗吉尼亚速度低了，下潜深度低了，我们就效仿。还是那句话，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没有海外基地，没有庞大舰队护航，单兵作战时，当然下潜越深越容易保护自己，这个不能和美国比，制海权不归我们，所以我们核潜艇自持力、续航力都要比美国长。美国可以靠基地补给，真打起来我们很难在外边得到什么补给。这是我们的特点，是建设海军要特别考虑的。核潜艇的发展无甚定规，要和一国的国情，作战任务，作战对象适合。

　　速度越高越好，这是没有疑问的。但速度越大，问题越多，速度高，功率越大，排水量就越大，排水量越大阻力越大。拿水面艇做例子，起先是炮艇艇型，航速到20节上不去了；换快艇艇型，达到40节左右，再加大功率是没用的，因为功率大船也就大了，航速还是上不去；然后变水翼艇，接着是气垫船。核潜艇也是这个道理，提速不能完全靠加大功率，如果单纯加大功率，那航速上限也就是30多节，想更快就要靠技术革命了。

本刊记者：在弗吉尼亚还未大批服役时，美国会不会在特定条件下把洛杉矶这样的远洋核潜艇派往近海作战？

黄总：远洋潜艇不适合近海作战，这个勿庸置疑。你们说的特定条件，我就理解成执行封锁任务吧。如果美国要封锁别的大国，它完全不必跑到近海去。搞远洋封锁照样封的住。就像一战，英国封锁德国公海舰队，她就不必非跑到赫尔戈兰湾去堵。冷战，北约要阻止苏联跑到大西洋，也不必跑到苏联沿海去，守住GIUK水道就好了。封住关键出海口和海峡照样能完成封锁。

本刊记者：核动力潜艇发展的同时，常规潜艇的AIP技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瑞典、德国都拥有了相对成熟的AIP技术。有人甚至认为AIP技术使常规潜艇变的可以和核动力潜艇媲美了，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看待AIP技术？

黄总：所谓AIP是指不依赖空气的动力装置。现在搞的所谓AIP不是不依赖空气，只不过不依赖自然界的空气，它把自然界的空气压缩了带着用。

　　真正的AIP是反应堆，其他所谓AIP都要依赖一定的条件。瑞典搞热气机，德国搞燃料电池，都干得热火朝天。那别的国家是不是也要搞呢？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没有一定之规，要视国情而定。瑞典、德国的AIP只适合于他们这样的国家，海洋对他们来说就是波罗的海，波罗的海算是内海，面积小，水浅。所以不需要强调要多大的潜深，不强调续航力。瑞典的API艇装2台75千瓦主机，水下4节大概2个礼拜能量就完了。这对他的国家来说还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在沿海走来走去，这样的性能就可以了。拿到台海来，如果封锁台湾，估计水下走到台湾东海岸就没戏了，什么都来不及做，就得回来。

　　说瑞典、德国比我们科技水平好些，他们用了，我们就可以用。是错误的。他们有他们的国情，我们有我们的。功率那么低，航程那么短，对我国能起到什么作用。另外液氧的安全性技术到现在也不非常可靠。要把它弄到潜艇上，能不能保证一点问题不出，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虽然我说真正的AIP是反应堆，但远洋作战的大艇我们国内不能大量造。那个排水量很大，造价太高，只能适合远洋作战，近海不合适，而我们不会只在远洋作战，我们必须考虑近海作战。所以至少要像法国一样搞小型核潜艇，加拿大就在搞低温低压低功率的反应堆。不能一提核动力，就想到洛杉矶、海狼这样的大家伙，什么都要完完整整，什么都不能缺。这么搞只能把反应堆弄得很大。搞小型必须要有所舍弃，有失才能有得。该舍掉的舍掉，把燃料浓度降下来，把技术简单化，保证反应堆低温低压低功率，这才真正能起作用。

本刊记者：您刚才提到法国的红宝石排水量只有2000吨，这级艇为什么搞的那么小呢？

黄总：法国不搞大艇，因为他和美国不同，美国是全球战略，必须强调远洋作战，要捍卫他的制海权，所以艇要大，载弹量要多。法国不是这个情况，他的海洋是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所以很多装置都可以省了，比如远洋作战用的远距通讯，它就不要；而且它的功率不要太大，航速、潜深也不强调，它的反应堆设计也不错，它的堆是紧凑型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真正一体化是把热交换器也压到壳里面），这个比通常的分散型难度要大，设备排的那么紧，整个流程都要很好考虑，光管道的伸缩（热胀冷缩）问题，就要化些功夫解决。法国弄成了，所以艇能搞的很小。这是真正的AIP。刚才说加拿大研制三低反应堆，也搞小型艇，因为他也不过是在沿海活动而已。

本刊记者：您刚才提到法国的红宝石排水量只有2000吨，这级艇为什么搞的那么小呢？

黄总：法国不搞大艇，因为他和美国不同，美国是全球战略，必须强调远洋作战，要捍卫他的制海权，所以艇要大，载弹量要多。法国不是这个情况，他的海洋是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所以很多装置都可以省了，比如远洋作战用的远距通讯，它就不要；而且它的功率不要太大，航速、潜深也不强调，它的反应堆设计也不错，它的堆是紧凑型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真正一体化是把热交换器也压到壳里面），这个比通常的分散型难度要大，设备排的那么紧，整个流程都要很好考虑，光管道的伸缩（热胀冷缩）问题，就要化些功夫解决。法国弄成了，所以艇能搞的很小。这是真正的AIP。刚才说加拿大研制三低反应堆，也搞小型艇，因为他也不过是在沿海活动而已。

本刊记者：法国红宝石用的小型反应堆和加拿大三低小型堆有什么不同？

黄总：两者其实有质的区别。法国的红宝石不能叫真正的小型堆，它只算紧凑型的反应堆。小堆的特点是低温低压，红宝石不是，它还是正式的压水堆，还是高温高压，只不过把功率缩小了，搞的紧凑了。加拿大正搞的算是真正的小堆。小堆的核燃料浓度可以降低很多，这样反应堆的压力壳可以薄些、轻些，因为压力、温度都小了。燃料浓度低了，核辐射也不像原来那么厉害了，屏蔽工作可以减轻很多，大型艇的屏蔽占重量是很多的。这样下来，很多技术不用搞的那么复杂，可以尽量简单些，艇自然就小了。

本刊记者：感谢黄总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对我们的读者，广大青少年朋友，您有什么寄语吗？

黄总：我们当年搞核潜艇时有四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

　　这四句话听起来比较土气，不过这才是真正的财富、有了这四句话，就没有我们中国人做不好的事情。我把这四句话送给读者朋友们，希望他们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