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69-Joanna Bourke：恶女列传之玛塔.哈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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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从一首诗开始。这首诗由苏珊.古伯纳特/Susan Gubernat创作，名为《与玛塔.哈莉同日生/Sharing a Birthday With Mata Hari》。诗文内容如下：

She refused the blindfold faced 12 raised guns.

Men's erections, so familiar to her.

She blew them a kiss before the last captain

Emptied his charge into her ear to ensure her death.

Already dead, wasn't she? And in the arms of Shiva.

她拒绝蒙上眼罩，直面十二支举起的枪。

男人的勃起，她再熟悉不过。

她向他们抛了一个飞吻，然后最后一位军官

将他的弹药射入她的耳朵，以确保她必死无疑。

而她已经死了，不是吗？回到了湿婆的怀抱。

玛塔.哈莉/Mata Hari据说是一位邪恶的女人。人们将她描述为一种堕落的夏娃，妄图腐蚀男人乃至人类的阴谋家。他们将女巫侮辱性劈头盖脸地向她砸去。就像阿梅莉亚.戴尔Amelia Dire一样，她也被指控谋杀了无辜者。据说有五万名法国士兵因她的背叛而丧生。正如她本人在军事法庭上的检察官所宣称的那样，玛塔.哈莉可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女间谍。这个女人所做的恶行令人难以置信。但我认为，这首诗指向了一种对于邪恶女性的文化理解，而这种理解在我们这套系列讲座当中尚未得到探讨。此类邪恶女性特质不仅要命，而且还是软硬兼施地要命：一方面她带来的多重高潮等同于迷你死亡——“那些男人的勃起，对她来说再熟悉不过”——另一方面战场上的法国士兵也因为她的背叛而死亡。这首诗还强调了女性特质的表演性。诗中提到她向行刑者抛了一个飞吻，然后在死后坠入了毁灭之神湿婆的四臂之中。在我看来，玛塔.哈莉的邪恶无非是战争期间无拘无束的女性性感带来的恐惧，再加上人们对女性双重性的假设。但是在我们讨论她的罪行之前，我最好先解释一下玛塔.哈莉是谁。

她原名玛格丽塔.泽勒/Margaretha Zelle，1876年出生在荷兰北部的一个小镇。她深爱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帽子商人，母亲则是一位富有的荷兰贵族。她的童年原本像田园牧歌一般美好，但是后来父亲破产并抛弃了家庭，母亲也去世了，以至于她的生活急转直下。她和她的三个兄弟被送到不同的亲戚家生活。她是一个在男性世界中长大的漂亮女孩。上学期间与学校校长的恋情导致她被开除，而校长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后来有一位鲁道夫.麦克劳德上尉/Rudolph MacLeod拯救了她。他的年龄是她的两倍，曾在荷兰殖民军队服役。玛格丽塔随他前往了爪哇和苏门答腊。但是此人是一个暴力的酒鬼，喜欢在公开场合羞辱她。于是她在离婚之后逃到巴黎并采用了艺名“玛塔.哈莉”。这个名字来自马来语，意为“白日之眼”。这一时期她开始以异域舞者的身份表演。她实际上是当时众多著名舞者之一，总体来说是表现主义舞蹈运动的成员之一。她的同行包括例如当时的知名舞蹈家莫德.艾伦/Maud Allan这样的人，她们在舞蹈表演时要么裸体，要么穿着暴露的服装。她们是一种新型的舞者，身材纤细，不同于臀胸丰满的前辈。她们自称为“新女性”，毫不畏惧“莎乐美之舞”这样的大胆表演——这种舞蹈以《圣经》当中那位致命的女性命名，她要求希律王杀死施洗约翰并将他的头放在盘子里献给她。但是我想指出玛塔.哈莉的与众不同之处。她的一生都是一场高度性别化的表演。她是一个骗子。她告诉人们她出生在一座神圣的印度寺庙中，她声称她的父亲是一位婆罗门祭司，母亲则是寺庙中敬拜湿婆的神圣舞者。玛塔.哈莉告诉她的粉丝，她被祭司收养并献身于寺庙法事，正是在那里自学了《爱经》当中的古老舞蹈。

玛塔.哈莉也曾扮演过间谍——或者说几乎是这样。她曾两次同意从事间谍活动。1916年5月，她接受了一名德国外交官的两万法郎为其传递情报。但实际上她什么都没干，因为她认为之前德国人没收了她的几件皮草，这笔钱只能算是补偿费。第二次是在1916年9月，当时法国人将她吸纳成为了代号为H21的间谍。当时她爱上了一位21岁的俄国上尉——这一次她的年龄成了他的两倍——因此迫切需要法国当局提供的巨额资金。然而从一开始法国当局就对她产生了怀疑。她作为中立国荷兰的公民可以频繁地跨越边境并且情人众多，这让法国反间谍机构负责人乔治.拉杜克斯上尉/George Ladoux对她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当她勾引了一名德国军官并向拉杜克斯传递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时，他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所需的证据。然而她勾引的那名德国军官也怀疑她。此人知道法国人可以截获他们的无线电报，于是发出了一条信息，坐实了她的告密者身份。拉杜克斯可能知道这些无线电报是虚假的，但是他并没有在军事法庭上揭露这一点——我们或许应该问问，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恶人——因此玛塔.哈莉于1917年2月13日在巴黎被捕并且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她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包括法国军队的调动情况。法庭仅用了不到45分钟就判定她有罪并判处她死刑。

围绕玛塔.哈莉狱中的最后几天有许多故事，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讲得是她得知自己不会获得宽大处理时的举动。据说当时看护她的修女在哭泣，于是她对修女说：“‘玛丽修女，你从没看过我跳舞。擦干眼泪吧，我将为你独自起舞。’她跳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投入。那位可怜的修女，脸颊上满是泪水，却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场死亡之舞。这是充满活力的玛塔.哈莉最后一次表演。”她于1917年10月15日被处决。她的任何一个情人都没有站出来认领她的遗体。因此她的遗体被巴黎医学院随随便便地拿去解剖。她时年41岁。

这些就是故事的大概。尽管玛塔.哈莉并非圣人，但是我认为仅凭这些事实并不足以让她被贴上“邪恶女人”的标签。然而邪恶却是针对她的最主要指控。在军事法庭上，控方列举了她的主要罪行。他把许多在我看来至少值得钦佩的特质变成了疑点。例如，他指出“她能轻松使用多种语言，尤其是法语……她气质敏锐、她的镇定自若、智识能力非凡”——这些特质都被控方描述成了用来定罪的口实。他还提到了“她众多的关系”——指的当然是性关系——以及“她的背德生活作风，无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他在话里话外都暗示她是一个所谓的“堕落者”，这在当时是困扰法国和德国精神病学家的一个话题。法官也同样严厉，他首先错误地暗示玛塔.哈莉患有性病，然后又谴责她“具有猫科动物般的狡猾与虚伪。她习惯于毫无顾忌、毫不留情地赌上一切，随时准备挥霍财富，让她的情人倾家荡产，最后只能饮弹自杀。”总之她“天生就是一个间谍”。

在她被处决后的几十年里，玛塔.哈莉一直受到诋毁。她的名字成了间谍的代名词，甚至在1919年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还用这个名字来指代他们的特工。1930年，托马斯.科尔森/Thomas Coulson为这位舞者间谍撰写了一本传记，《星期六评论》发表的书评借机谴责了玛塔.哈莉的“狡猾和难以捉摸……玛塔.哈莉远非神秘、唯美或者浪漫的化身，她是贪婪的、官能的，完全放纵的。这个浪女的迷人之吻与致命背叛造成了无法计算的死亡。”《科学美国人》也评论了这本传记并且对她的“道德品质”表示厌恶。1986年，一位评论家在评论罗素.沃伦.豪伊/Russell Warren Howe的另一本玛塔.哈莉传记时毫不在乎地一上来就对玛塔.哈莉的外貌评头论足。评论的第一句话就告诉读者：“她身高五英尺九英寸，胸部平坦。她很少微笑，也很少准时。”然而，读者很快就能从评论家的言辞中了解到他最反感的是什么。这位评论家告诉读者，玛塔.哈莉“与情人们的同床共枕几乎达到了‘工业化规模’，以至于就连她的脱衣舞表演都不算什么事了。当她在1917年被法国以间谍罪处决时，她还向行刑者抛出了一个飞吻。”评论家总结道：“豪伊无法揭示玛塔.哈莉是用何种魔力般的个性像砂糖拌砒霜吸引苍蝇一样无可避免地迷住了男人。”但是此人接下来又辩称豪伊“至少让一个读者”——也就是他自己——“一方面认为玛塔.哈莉肤浅、傲慢且自我放纵，另一方面却仍对这个女孩产生了一丝共鸣。”别忘了他口中的“女孩”足有41岁。这种居高临下的评论并非男性评论家的专利，直到2007年仍有人如此发言。小说家兼散文家弗洛伦丝.金/Florence King曾断言：“女人不可能喜欢她，因为我们太清楚像她这样的女人会如何看待女性性别以及她们如何对待我们。”

然而，她却成为了一个广受欢迎的反派角色，就像夏娃、恶皇后以及阿梅莉亚.戴尔一样。人们似乎永远看不够邪恶女性角色。自从1993年以来，玛塔.哈莉童年时期所在城镇的弗里斯博物馆就为她举办了专项展览。在她被处决的百年纪念期间，有9.3万名游客参观了博物馆的展览。这场展览引发了至少733篇新闻报道。展览的配套书籍足足有61本，全都是关于玛塔.哈莉的原创出版物，此后还有更多书籍出版。她的传记被翻译成26种语言，电影也广泛传播了她的形象。1931年，葛丽泰.嘉宝主演了一部关于她的电影；到了1964年，让娜.莫罗也饰演了这一角色。人们似乎对她的胸部十分着迷，据传她的胸部非常小，以至于她不得不戴上镶有珠子的胸罩来遮掩。女权主义学者也重新燃起了对她的兴趣，我认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朱莉娅.惠尔赖特/Julia Wheelwright的杰出作品。在惠尔赖特看来，玛塔.哈莉只不过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而已。

我认为，要想知道玛塔.哈莉为什么如此吸引人，可以从哈里.阿斯顿-沃尔夫/Harry Aston-Wolfe于1928年出版的《扭曲的塑造/Warped in the Making》一书中找到线索。他描述了在巴黎吉美博物馆——一个亚洲艺术博物馆——观看的一场神秘表演。那是1905年，玛塔.哈莉首次登台献艺，舞台装饰着博物馆收藏的真正印度教雕像。阿斯顿-沃尔夫回忆道，进入房间时，“一位肤色黝黑的侍者”递给他一张纸，上面是“一首东方诗歌”的译文。这个场景让他“仿佛置身于某个遥远的东方圣地”，面前是“面带凶相的”毁灭之神湿婆与“一尊巨大的金色佛像。”现场的音乐“令人不安……单调、梦幻、永恒、毛骨悚然。”在他的笔下，玛塔.哈莉的舞蹈“缓慢扭动，蜿蜒起伏，像一条巨蛇……如果一条蜿蜒的爬行动物能够进入女人的身体，那么这个奇迹就在圆睁双眼的我面前完成了。蠕动，蜿蜒，盘绕，她的手臂、双腿甚至皮肤都在波动颤抖，充满了蛇一般的优雅。”随着舞蹈的进行，“她的舞纱被一片片地撕去”，直到她周身赤裸，只剩下“熠熠生辉的沉重金链与反射微光的宝石项链”。这是“一场死亡之舞，体现了一个女人的贪婪、残忍和反复无常，她听任与笑纳了卑微男人献出生命的牺牲，仅仅为了满足一时的冲动。”阿斯顿-沃尔夫坚称，他从未见过“肉感的慵懒得到如此微妙的表达”。注意他在这里使用的词语：神秘的、黝黑的、东方、圣地、毛骨悚然的音乐，而玛塔.哈莉本人则是一条蜿蜒的蛇，体现了”女性的贪婪、残忍和反复无常”。她的裸体“肉感而慵懒”。这些主题共同使得她成为了终极恶女的代表：一位动物性、种族化、东方化的蛇蝎美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比喻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这样的组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尤其危险。

首先，玛塔.哈莉的表演或者她的女性气质迎合了女性的动物性、非理性、原始、野性刻板印象。据一位维也纳记者报道，她“身材修长，具有野生动物一般的灵活优雅”。另一位记者则认为她“非常像猫科动物，体现了另一种狂野放荡的优雅。她的气质就像蛇一样”。直到1999年，还有某位军事历史学家在文章中开篇写道：“她那蛇一般修长的肢体随着东方音乐的节奏扭动，音乐从一把孤独的西塔尔琴的琴弦中流淌出来。”其次，她遭到了种族化。异域风情与深色皮肤之间的联系当然是种族主义的常见主题。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表现主义舞蹈运动的舞者们常常将自己的身体涂成深色。像这样对于原始、自然、自由、不服管束等等气质的微妙表达却在评论家们谈论玛塔.哈莉时变得明目张胆起来。尽管所有评论家都知道她是荷兰人，但却依然纷纷挥舞着高度特权化的种族主义术语。他们用她的审讯官的话描述她，说她是“一个高个子女人，厚嘴唇，深色皮肤，耳朵上戴着仿制珍珠，有点像野蛮人。”另一次审讯对于她的描述是“有着黑人女性肿胀嘴唇、牙齿大如盘子”。警方的首席医生则说她是“亚洲类型，有点像野蛮人”。在《扭曲的塑造》中，阿斯顿-沃尔夫只能通过暗示她实际上根本不是荷兰人来理解她的舞蹈。他承认玛塔.哈莉是“纯荷兰血统”，但是“毫无疑问，她的外貌、身体和灵魂都是亚洲的。”这种针对玛塔.哈莉身体的种族化使得她更加可疑，沦为了与白人和西方文明对立的“他者”。

第三，玛塔.哈莉表演了东方主义，同时也遭到了东方化。爱德华.萨义德曾经著名地将东方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化的现实观，其结构促进了熟悉（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亚洲、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其核心是权力和统治。”关于东方他者的幻想包括对于东方内在智慧和灵性的假设，以及对于东方地理的想象——原始、感性、混乱、神秘。用萨义德的话说：“在东方，人们突然面对了难以想象的古老、非人的美和无边的距离。”玛塔.哈莉的舞蹈基于她对东方的想象——神秘莫测、意蕴深长、异国情调、情欲充沛。她的舞蹈颂扬了野性、无拘无束的激情、灵性和非理性。这种舞蹈与爪哇、印度或任何其他实际地点几乎没有关系，旨在迎合西方的欲望，将其投射到一片经久的异国他乡，一片遥远的原始幻想之地。诚然，她的表演含有一丝颠覆的萌芽。毕竟她的舞蹈拒绝了当时的压抑话语，为观众提供了暂时摆脱物质主义、道德主义和陈腐家庭生活的喘息之机。但是她的舞蹈归根结底也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文化帝国主义，将传统从原始背景当中剥离出来并且加以挪用，从而服务于西方白人男性观众——男性观众自然占了大多数——的需求与幻想。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来表明玛塔.哈莉的东方形象纯属幻想。她声称自己出生在爪哇，母亲是爪哇摄政王的后裔。她毫不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湿婆教的女祭司。她向人们讲述印度的故事并且毫不畏惧地捏造事实——这里的印度既指次大陆也指荷属东印度群岛。她声称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真正的印度血液，并补充说：“正是这种混血血统使我与佛教徒联系在一起，尽管我是基督徒。”她还宣称，“小时候我在祖母的房子里学会了这些敬神舞蹈，敬神舞者在神像前表演。”她的意思是这些表演不是舞蹈，而是敬神的仪式，搭配着特殊的祈祷与手势。“当我跳毗湿奴的舞蹈时，必须明白毗湿奴是生命、爱情和生育之神。当我为因陀罗跳舞时，你需要知道他是战争之神。而当我为湿婆跳舞时，要记得他是毁灭之神。”这些都是谎言。她几乎不可能接受过爪哇舞蹈的训练。爪哇历史专家马修.艾萨克.科恩/Matthew Isaac Cohen观察到，尽管玛塔.哈莉可能曾经在街头和剧院里见过爪哇舞女/ ronggeng，但是她不太可能参与过当地的社会舞蹈，甚至肯定没有学习过复杂的当地舞蹈形式。他相当冷淡地评论道：“不用说，在伊斯兰化的爪哇没有爪哇寺庙舞者，没有裸体舞蹈的爪哇传统，也没有对着偶像跳舞的传统……她裸露的腰部和镶有珠子的金属胸罩参考了古代爪哇和印度寺庙当中发现的印度教舞蹈图像。但这种风格在现代爪哇并不存在。玛塔.哈莉创造了她自己的爪哇幻想，将各种来源编织在一起，包括她可能在荷兰博物馆中观察到的古典爪哇雕像。”科恩并不认为“观众当中真会有人相信她那些半生不熟的想法，这些想法不过是舞者本人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事实上也确实有人不相信她。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夏洛特.维赫-贝雷尼/Charlotte Wiehe-Bereny曾与玛塔.哈莉同台演出，事后她嘲讽道：“她要是算得上印度舞者，那么我就是个中国女招待。”

但是当然，真实性并不是玛塔.哈莉的卖点，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她那种动物化、种族化和性异域化的表演在一场每天都在屠杀成千上万、甚至十几万年轻男性的世界大战期间是一种危险的混合物。一战是一种全面的、毁灭性的新型战争。法国局势动荡，甚至出现了革命的苗头。前线的法军在本土打了败仗，后方的配给制也引发了不安。战争第一次要求各国政府动员国家的全部力量，不仅用于为敌方带来毁灭，还用于提升己方士气。于是各国都建立了庞大的宣传机器，煽动本国民众对于内部叛徒的恐惧，让他们相信这些叛徒正在有意或无意地向敌人提供情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画面上这张1915年的海报，用被噤声的女性形象来警告人们“保持沉默，提高警惕，敌人正在监听”。事实上在一战期间，整个法国只有56人因为间谍罪被定罪并处决，这强烈表明间谍狂热遭到了夸大。当然，不管是否被夸大，席卷全球的间谍狂热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关于女性天生欺骗性的假设的影响。当年轻男性在战场上惨遭屠杀时，人们很容易开始质疑女性的行为。她们是否从战争中获利？——即使是从事极其危险工作的法国军工厂女工也很容易受到这种指责，因为她们的高工资据说都花在了奢侈品上——女性是否不顾战争中男性的痛苦，利用战争局势攫取以前只有男性才能享有的社会和经济特权？于是玛塔.哈莉就成了理想的替罪羊。甚至有谣言说她要求将大量的配给牛奶送到她所在的监狱，因为她想用这些牛奶沐浴。更糟糕的是，人们相信她的背叛导致了五万名法国士兵的死亡，这是一个荒谬的指控，但却传播广泛，谣言的源头是警察局长让.查亭/Jean Chatin。然后报纸就指责她导致了凡尔登战役的灾难，称她为“邪恶的莎乐美，在德国希律王面前玩弄我们士兵的头颅。”

当然，将玛塔.哈莉这样的女性当成堪比现代莎乐美的替罪羊并不是什么难得一见的做法。快进到1963年，21岁的歌舞女郎克里斯汀.基勒与英国战争部长约翰.普罗富莫以及苏联海军武官尤里.奥夫钦尼科夫的性纠葛同样引发了对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的指控。这一丑闻在1964年促成了保守党政府的倒台，基勒本人也备受羞辱。这起间谍丑闻出现在冷战背景下，不仅涉及了种族主义、基勒的加勒比男朋友以及她的性行为偏差，而且还有一重英国特色：基勒本人出身工人阶级，在丑闻当中是僵化的阶级制度的受害者，面对普罗富莫代表的贵族特权没能获得应有的公道对待。这场事件还催生了“水平化”一词，指得是上下阶层搞到一起。1999年《新词之间/Among the New Words》一书的作者提到，这个词与基勒有关，并且将她称作“一个第二职业为间谍的应召女郎……通过‘水平化’自己来获取想要的秘密”。类似的反应也可以在简.方达身上得到体现。1972年她访问越南战场前线之后被认为要对数千名美军士兵的死亡以及美国输掉越战而负责，可是与方达同时期访问越南的其他300多名和平活动人士却鲜受关注，而她则因为具有性感的名人形象而被单独挑出来加以妖魔化。换句话说，这些女性之所以被视为邪恶，不仅仅是因为她们蒙受了破坏战争努力的冤屈指控。她们的真正不可饶恕之处在于具有性吸引力。放荡的女间谍之所以极其危险，因为男性的性需求显然无法控制，而女性则“不公平地”利用了男性的天生弱点。邪恶的女人是阉割者，利用自己的媚术操纵男性，从而摆脱了传统女性气质的束缚。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电影当中的女间谍形象来说明这个观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看一部。雷蒙德.贝尔纳德1937年的电影《玛丝.理查/Marthe Richard》是根据一战期间一位女英雄的间谍事迹改编的，主角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她在斯德哥尔摩潜入德国间谍网络，为法国进行间谍活动。在电影当中下令处决理查父母的德国人有一个情妇，她是一位著名舞者，电影中她的名字也叫玛塔.哈莉。电影中，理查被刻画成一位优雅、爱国、贞洁的间谍，而与玛塔.哈莉同名的角色则被描绘成了言谈粗俗、道德堕落、作风放荡之辈。玛丝在电影中曾经感叹道：“你穿了衣服，我都没认出你来。”换句话说，玛丝.理查是得到接受的女间谍形象，而玛塔.哈莉则暗示了女性性欲的危险。例如玛塔.哈莉（真实的她以及电影当中的她）这样的间谍无法真正拥有爱国主义情怀，只是出于对性权力的渴望而行动。在1914年的《间谍与秘密服务/Spies and Secret Service》一书中，作者哈米尔.格兰特/Hamil Grant甚至声称爱国主义对女间谍来说“冷漠且缺乏热情……爱国情怀是一种过于抽象的原则，无法长期吸引并保持她的全部兴趣和注意力”。换句话说，女间谍无法进行间谍活动所需的抽象思维。相比之下，唤起她的性欲则是万无一失的有效手段。

1918年，就在玛塔.哈莉遭到处决仅仅几个月后，女性在战争期间的性背叛问题又聚焦在了另一位舞者身上。这场丑闻的中心人物是莫德.艾伦，她和玛塔.哈莉一样也是表现主义舞蹈运动的一员，因为表演奥斯卡.王尔德创作的舞剧《莎乐美》而闻名。此时的英国同样深陷战争泥潭，间谍狂热盛行。艾伦的性感舞蹈风格和玛塔.哈莉一样，这种风格曾经让她声名鹊起，但是到了1918年她的受欢迎程度已经大不如前。正如历史学家乔迪.梅德所说：“曾经吸引爱德华时代公众的特质到这时已经被重新定义成了国家的危险。”艾伦还是首相夫人玛戈.阿斯奎斯的密友，甚至可能是恋人，而玛戈是一位已知的女同。这场丑闻爆发于1918年，当时有一位诺埃尔.彭伯顿-比林/Noel Pemberton-Billing——此人不仅是议员，还是“警戒协会”的领导人——在该协会的报纸《警戒》头版发表了一篇名为《阴蒂崇拜》的文章，这也是“阴蒂”一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报纸上。他指责艾伦性堕落，还声称她参与了一场“导致了英国在战争期间的一切失败”的运动。彭伯顿-比林认为她是“过去二十年间潜入英国的四万七千名德国间谍之一，这些间谍散播的荒淫放荡只有德国人那邪恶且狡猾的头脑才能策划出来，只有德国人的肉体才能将其加以执行”。他暗示艾伦与玛戈.阿斯奎斯的友谊并不纯洁：“处于高位的男性的妻子沉迷于女同性恋的狂喜，以至于国家最机密的秘密遭到泄露，为间谍活动开辟了肥沃的土壤。”换句话说，艾伦被指控利用她的性感舞蹈，作为一名性堕落的女同为德国人进行间谍刺探。换句话说艾伦是玛塔.哈莉的女同版本。艾伦随即以诽谤罪发起诉讼，但是在一场极为公开的审判后，彭伯顿-比林被宣告无罪。和玛塔.哈莉一样，这起案件同样有力地佐证了战争狂热当中间谍恐慌与涉及女性性感的性焦虑之间的紧密关系。

最后总结一下，玛塔.哈莉因作为所谓间谍的角色而成为恶女的化身，她的罪名是向德国提供军事情报。2017年，法国政府公布了一份长达1300页的玛塔.哈莉调查报告，其中包括军事法庭上用来指控她的证据。报告揭示她很可能并没有做出法庭指控的行为；即使她真的从事了间谍活动，她传递给德国人的信息也毫无价值。尽管她的死亡是她身为间谍遭遇失败的直接结果，但是她从来都不是因为她的背叛行为才遭到妖魔化并且沦为邪恶形象。在一场法国似乎正在输掉的血腥战争当中，玛塔.哈莉是理想的替罪羊。尽管她的性感魅力正在消退，她的舞蹈生涯也已经崩溃，但是她所代表的女性气质表演依然直接威胁到了受挫的男性气概。她那狂热、异域化、性感的表演在凡尔登战役之后的法国毫无立足之地。这场战役在一战各场战役当中持续时间最长且最为致命，导致超过37.7万名法国士兵阵亡。当男人们正在做出最终牺牲时，玛塔.哈莉的性感使她成为了完美的恶女。也许她真正的遗产其实是她对于妖魔化的反抗。让我以一首在我看来非常优美的诗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作者是朱迪思.伯克/Judith Berke，诗名为《1917年，玛塔.哈莉在圣拉扎尔监狱/Mata Hari in Saint-Lazare Prison, 1917》。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Dance for me, my cellmates said, and the Sister,

Too, all of them… I realized

Again, I had no country.

The only country I ever had was my body –

And I danced then, forty years old,

My hair horrible, gray from not dyeing –

But from their faces it could have been

Opening night at the Museé Guimet –

The place dark, Shiva, his four golden arms

Behind me – and I’m almost naked –

Just the two little cupolas on my breasts,

Pearls around my wrists and ankles,

And I’m not dancing for them,

I’m dancing for my life.

Which I give to them,

Just for these few moments

“为我跳舞吧，”我的狱友们说，修女也这样说，

所有人都这么说。我再次

意识到，我没有祖国。

我唯一拥有的祖国就是我的身体，

于是我跳了起来，当时40岁，

没染色的头发一片灰白——

但看着她们的脸，仿佛是

吉美博物馆的首演之夜。

灯光昏暗，湿婆，祂金色的四臂

在我身后——我几乎赤身裸体，

只有两个小小的乳罩覆盖着我的胸部，

手腕和脚踝上环绕着珍珠，

我并不是为她们而舞，

我是为我的生命而舞。

我把我的生命献给她们，

就为了这短暂的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