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指正】小岗村与三农问题 -- 多余6688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要点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三十日）

　　一、八年来第一次在一月讨论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这次人大要开的从容一些，多开小组会，大会可以少开，工作缺点看到的要加以批评，准备工作不太好，一方面开，一方面准备，文件可以在讨论后再修改，再发表。

　　二、我们这个民族，七、八年来看来是有希望，特别是去年一年，几亿人口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到处发扬了积极性，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40条修正，重新发布等。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可以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也有办法了，如除四害，全民族大有希望，悲观者不对。是大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文章就在大字。

　　我们民族还在逐渐觉悟，因为觉了，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才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才进行整风，反右派，中国又穷又白，穷就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做文章，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

　　现在生产与我们地位完全不相称，历史甚久，但钢铁生产比不上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群众热情甚好，它完全有把握十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头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现在群众热潮好像原子能，发出了热力，十五年后，要搞出四千万吨钢，五亿吨煤，四千万瓧电力，农业发展纲要40条，看起来，八年可以完成，为达到这个目的要有干劲，要鼓足勇气，力争上游。

　　三、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符合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中，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符合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

　　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喜不起未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

　　四、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好，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要到七亿人口时，人们才会紧张，要看到严重性，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节育，一方面节省，要成为风气。

　　五、工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比较做得好些，一种做得比较差些，也就是两种作风，譬如合作化，一种搞得快些，一种拖到七，八年才搞。我看趁热打铁，一气呵成为好，整风中大鸣大放很好，这是右派发明末后我们搞的，现在全民中用大鸣大放来整风了。

　　官风、官气要打掉，最好根除。像除四害一样，官风、官气也是一种迷信。要破除迷信，部长也好，总理也好，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感到在我们面前是平等的，自己感觉平等是靠不住的，要使对方感觉平等，湖北红安县的干部，1956年上半年官气十足，农民很不高兴，下半年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山东干部下放农村，农民说：“八路军又来了”，这几年官气大长，共产党要改，各党派也要改，共产党的负责人，除了病老以外，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离开北京，向劳动人民取经，回来加工制造，这样可以打掉官气。各党派和民主人士酌情办理，身体不行的可不去。北京不在地方好坏，而在中央机关不产生任何东西，即不生产任何东西，中央只是加工厂，一切原料出自工人、农民那里，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就有了东西。

　　六、劲可鼓而不可泄，有时没有注意，给群众以挫折。一个时期一些问题上发生了错误，如合作社曾有人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好，举登徒子好色为例，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个办法不好。右派就用这个办法攻击我们的，但好人有时也这样看，共产党也有这样的人。共产党也好，民主党派、工商界、知识分子也好，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就是右派，多数也是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好的。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至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七，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要革地球的命，现在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向技术革命，要认真学习，搞试验田，到工厂当学徒，要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文学等。但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不能松劲，六月可告一段落，但并不是说改造好了，将来还要整。

　　要讲不断革命论，解放后搞土改，土改后搞互助组、合作社。一九五六年是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接着五七年搞整风，再接着就要搞技术革命，一个接一个，趁热打铁，中间不使冷场，在这里，要团结一个可能团结的人。

　　八、共产党准备大改。整风和反省，各党派也可以搞，现在已在搞，有很大的成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作风也可以改变的。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当能适应这种情况，各党派在进步，整风在继续，但不要勉强。要把事情搞好，把人整好，不是整坏，整风对共产党要求严格，对民主党派不要太严格了。不太严格不是不整，整整也好，试试看。目的是整得适合人民要求，把人整好不是整坏，相信会整得更好，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很值得高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成右派的不多，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人成右派还不到十人，但也给了我们以教训，去年四月三十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我们说过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改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要附到工人阶级的皮上来，否则变成梁上君子，但章伯钧、罗隆基等听不进去。他们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他们很高兴“长期共存”，但他们变成“短期共存”了。

　　口头喊万岁，切记不要都信，有些人大喊万岁，接受领导，但实际上却猖狂进攻。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直话，要去掉疑心。要将心交给人家，要当面讲，不要在后面讲。“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是旧社会的话，现在不适用，逐步做到说真话。

　　九、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总是要说改造，从未说不要改造，知识分子要向劳动人民投降，知识分子在某一点说是最无知识，知识分子不失败一次，不会翻身。我们党失败过多次，从右的和“左”的两大错误中取得了教训，就全面了，民主党派不见得更高明，中共出了高、饶，你们就没有？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要经过严格考验，才能取得教训。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是政治、专是业务，不红只专是白色专家，搞政治的，如只红不专，不熟悉业务，不懂得实际，红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搞政治的，要钻业务，搞科技的要红起来。十五年赶上英国，要有成百万上千万忠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十、要开一个右派分子大会，在大会中，第一向他们致感谢，第二想帮助他们。所谓感谢，是指他们向工人和党进攻，当了教员。帮助他们，是想在其中使五成到七成的人，经过五年到十年时间，逐步变过来，为人民服务。总有不变的人，即使如此，也有用处，用处就是在他不变，容许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强迫，对右派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当然宽大无边是不好的，要有处分，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第一是为了许多思想上还未解决问题的中间分子，第二是为了这些右派本身，使他们有可能间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当然首先要他们自己下决心，但是还要我们帮助。

　　右派大会要开，那一天开，要研究，不只是北京开，各地也要开，先开小的，然后开大的。

　　（注：为便利阅读，把前后两次谈话按问题整理在一起，问题排列次序也略有变动，项目也是记录者所加——中央统战部）

按照周恩来自己的说法，即从“反右运动”开始，周已经意识到热火朝天的“反冒进”是错误的，并且，开始把“冒进”这个词语改成“跃进”。

1957年10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并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工业的发展目标时，也提出了中国工业的发展目标：在钢铁、煤炭等四项工业物资生产上，十五年超过英国。同时，电话通知国内不要再“反冒进”了。

周恩来在工作上的失误，导致自己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所谓“冒进”，即国家经济建设年终盘店时没有物资和资金的“结余”、而出现“赤字”，还有一点就是由于国务院的制度建设不到位致使地方经济建设出现“只顾多快、不顾好省”的现象。周恩来的失误就是在消除这种错误的倾向时，主要运用了高昂的政治批评手段，而且有直接针对毛泽东的倾向（“提前实现工业化”），却缺乏利用制度和措施的方法进行切实的限制和纠正。

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没有一个人（真离注：应该加上除了毛主席）去思考制定限制和纠正只注重“多、快”、不注重“好、省”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毛泽东的批评也体现了这个意思。毛泽东对周恩来“反冒进”的批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批评“反冒进”“泻了全国人民的气”、给右派攻击中共提供了依据。

第二，对具体工作中的一些纠正做法给予了肯定，并指出，对具体工作的纠正，订几条措施限制一下就可以了，而不该搞什么“反冒进”、形成一股风气。

第三，毛泽东指出，希望今后的工作方法改变一下。

“订几条措施就可以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修改计划发生的“冒进”，完全是国务院自己造成的。修改之初，不给出国家物资和资金的供应限额，也不给出各部门、各地区的供应比例关系，高昂的引导人们盲目修改计划，不出现混乱就奇怪了。直到五个月后才给出国家供应能力等数字的测算，不能说是一种故意，但至少制订和修改计划必须先给出供应能力和比例关系的测算，是一个基本常识。

对于“只顾多快、不顾好省”的现象，连毛泽东都明确指出“制订几条措施限制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国务院（包括刘少奇）就是不做，而且，就是要在政治上做文章。

有学者指出，从1955年到1962年这个期间，实质上是毛泽东的经济战略（或经济路线）与另一条经济路线相争执的阶段，而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和磨难后，以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全面胜利而告终。

另一条经济路线，即“稳妥”的经济路线，其实质就是每年的国家投资要有“结余”，象1955年那样，资金结余、物资结余，这样就稳妥。而一旦国家建设的速度快了一些、出现财政赤字，就被“稳妥经济”者们批评为“冒进”。1956年的经济建设被国务院认为是“冒进”，就在于1956年出现的是2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非“结余”。1956年能出现那样的经济建设成就，本质上就是毛泽东与“稳妥派”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就是要打破这种“稳妥”。中国处在极端落后的状况下，正是可以高速发展的时期，因此，“稳妥”的经济路线，只能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突破这个“稳定”、出现适当的财政赤字（按毛泽东的话，就是“冒一点”），那么，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迅速的。1956年的经济增长就是1955年的增长的两倍还要多。经过“反冒进”，1957年的经济增长，也不足1956年的二分之一了。这也是“右派”指责的“1956年冒了，1957年又退了”“中共不能领导经济”的依据。

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可以概括为“阶段论”和“辨证平衡论”。“阶段论”，即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有阶段性的，极端落后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快速，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会相应的稳缓下来。“辨证平衡论”，即“打破机械的平衡测算”，也就是突破平衡，再到平衡，再突破平衡……周而复始。毛泽东的经济路线恰好与“稳妥派”的观点相反，“稳妥派”指责“突破平衡”就是“冒进”，没有“结余”，就是“左倾”，而对“阶段论”，则不是不承认、就是根本不懂。因此，当1955年出现大量的资金和物资“结余”后，他们不会从国内的建设需要出发采取解决办法，而是以长期出口和减少生产来解决“结余”的问题。这种“稳妥”，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危害是致命的。也因此，邓小平执政后，多次提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也是针对这些“稳妥派”的。

至于之后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否是毛泽东的经济路线造成的，在当代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且，各有道理、难分轩轾。

其实，如果用“建国后始终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研究那时发生的问题，一切疑问就都会迎刃而解了。

对那个《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噪冒进》的社论，毛泽东深恶痛绝。在大会上，毛泽东拿着刊登着那篇社论的报纸，捡其要旨，逐句批判。但却没有批评刘少奇，而是绕开了刘少奇直接批评周恩来和陈云等国务院的主要领导。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是严厉的。

但是，在批评过程中，毛泽东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倾向，即有些人蠢蠢欲动、想藉此取代周恩来。因此，毛泽东又迅速宣布，就这么一个时期，就这么一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结束了对“反冒进”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