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们给黄旭华同志送行的方式 -- 达萨

毛泽东为何要在“大跃进”初期讲“留有余地”

2014年05月05日14:5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近日，人民网党史频道连载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观领袖 品党史》。本书汇集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批青年编研工作者运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文献来解读党史上的一些重大决策的文章。这些文章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俱佳，具有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和决策参考价值，广大党员干部可从书中汲取丰厚的思想营养和治国理政的智慧。【点击进入图书连载】以下为本书节选：

众所周知，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构想，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可以出现更髙的发展速度：由此，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严厉批评“反冒进”，到3月成都会议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再到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并肯定以“跃进”代替“冒进”，干部和群众的干劲与热情被一再地激发并高涨。在推动全国上下加快建设步伐实现“大跃进”的过程中，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尽管处于兴奋状态，但其思想情绪并非简单地直线上升，在积极推动的同时，也透露出一些“留有余地”的谨慎心态。

1958年3月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后进一步在思想上为“大跃进”发动开路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但与此同时，他对浮夸、虚报和高指标等，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警觉。如，关于究竟多长时间完成十年农业计划问题，毛泽东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93页。]但在会议过程中，有的省已经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计划。鉴此，毛泽东在3月20日会议上讲话时说：“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若能做到，“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为防止“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毛泽东似乎不是即兴之言地站在了这样一个高度：“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毛泽东不避讳地指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要“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为了让大家“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在3月25日讲话时，毛泽东专门讲了思想方法问题。他不无忧虑地提出：“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由此，他郑重强调：“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

在以“鼓劲”、“升温”为基调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警示各地领导干部要“压缩空气”，要“务实”、“谨慎”，可视为一种“热中带冷”的心态，即在号召大干快上的同时希望能求稳求实，在力争上游的急迫热切中希望能“留有余地”。这大体与他一贯倡导的辩证法思想方法有关。

成都会议结束后，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到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情况，同时听取关于“苦战三年”的打算。在4月1日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汇报一年实现绿化时，毛泽东问：“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4月2日听取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水利问题时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4月3日听取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汇报时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并严肃指出：“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809页。]4月5日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汇报，针对浮夸作风提出：“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听取周小舟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4月5日。]4月9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汇报，严肃批评了造假现象：“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听取杨尚奎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4月9日。]4月11日，武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找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和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专门谈了宣传问题：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报纸宣传要慎重，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并再次强调：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 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1页。]关于“苦战三年”，毛泽东在1958年10月2日会见外宾时曾说：“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这些地方同志，他们大部分也都是中央委员就是了，省委书记，他们说还是基本改变。……但是我这个怀疑还没有去掉，还有点右派尾巴。”[ 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等六个国家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日。]

在整个气氛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毛泽东仍然延续了“热中带冷”的思考。为避免“假、大、浮、粗、过”，他在武汉会议上对“留有余地”的强调频率大幅提髙，从速度到程度，从计划到实践，从过程到结果，从口号到措施，从宣传到检查都涉及到了，核心是想把“多快”与“好省”统一起来。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作为决策者的这种工作思路，为什么没能对当时干部的思想观念产生应有的实际影响？也许亲历者的体会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吴冷西回忆说：从成都会议到武汉会议，“毛主席关于压缩空气、留有余地的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被前面所说的关于提髙风格、敢于创新等等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64页。]。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大跃进”，根本上是希望“快”，也就是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是总路线，实现“赶超”是宏观战略，而“留有余地”只是作为具体战术和思想方法进行强调；第二，当时的各地大员们多是抓住了毛泽东提倡的总路线和宏观战略．“赶超”和“快上”也成为统领当时干部思想的主导观念，而“留有余地”只是一种具体战术和针对性并不强的一种思想方法，在“大跃进”运动初期的整体氛围中基本上很难深入人心，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

第64章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

　　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

　　县都相信，主要是前3级相信，这就危险。”

　　话说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1959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2700万吨到3000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6000万人上阵。

　　毛泽东又说：

　　“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2700万吨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

　　“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出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关于弄虚作假问题，毛泽东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

　　“现在是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它假不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100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200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100头就是100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

　　“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2个五年计划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3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作诗不一样，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3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关于破除迷信，毛泽东说：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1分钟跳72次，1天跳10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头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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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晚，毛泽东看到了《宣教动态》145期上刊登的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反映：春夏之交云南发生因浮肿病引起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他立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给武昌会议的与会者，全文如下：

一个教训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

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的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

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饥饿浮肿）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

别的省份，则可能有的地方要犯像云南那样的错误。

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他们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是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于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解决办法：

（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

（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传达）

　　作报纸工作的，作记者的，对虚和实的问题，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也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好多年吃不饱，不够吃，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此瞒产有危害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为什么虚报？干部作风固然有关系，但也因为有人喜欢虚报。如果虚报一万斤，你说这不是事实，他就不报了。因为他说他报的不实，如果你说他报的还不够，他就更会虚报。

　　紧张好不好？没有紧张就没有跃进，跃进必然紧张，紧张形势有好处。

　　我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当时湖南的形势是：农会的威信很高，农会说一句，地主富农非照办不可。说坏话的人站不住脚。这种空气，说明革命高潮。现在农村有一种形势，人人说干劲，个个说跃进，无人敢说坏话。这是好的，不能说不好。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提意见的人少了，这也不好。有些任务分明完不成，有些作法显然不妥当，也不敢提意见，这就不好了。大家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要的。但有许多人累得病了，甚至死了，就不好了。所以，对紧张这件事情，要两面看，适当加以调整。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为什么要有强迫命令？一定的强迫命令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强迫命令”，不反对。要反对命令主义。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个太守，他问官司先不问原告被告，而先去了解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做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现在全国到处乱哄哄的，大跃进。成绩很大，头脑热了些。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对大跃进报导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末于武昌）

　　要实事求是，不要浮夸。要作冷静的促进派，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冲天的干劲要与严格的科学的态度相结合。

对《陶××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的批示（节录）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台。

　　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生消。本来没有鬼，只是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怕群众”。

　　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人家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来后，他们会立刻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做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中已经照下了他们的羞像，跑不掉了；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规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了，不是一九五七年了。

党内通讯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圾、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种，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觉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如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底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都实行，十年以内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庐山会议之前）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要多谋善断。第一要多谋，第二要善断。

　　什么叫多谋呢？就是要听听不同的意见。先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

　　要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党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农民，谋于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工人，谋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要善于观察形势，才能当机立断。

　　缺乏当机立断，还是对形势观察不妥，断得不恰当，就是有一点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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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有余地，成都会议上就讲过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用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你一个团，我用三个、五个、六个、十个团，有几个团的后备，总可以把它吃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打没有准备之仗。我就怀疑搞工业的同志们是否真正积累了经验。积累了一些，还有一些没有积累。工作方法有相当大部份不对头。比如就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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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去反对的“马鞍形’，重点是在反对“反冒进”。一九五七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为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搞了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当时是必要的。但是库存减少很多，一九五七年不得不调整一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央全会的时候，我完全赞成调整。钱和材料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

　　“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生产增长速度可能一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两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三年高一点、一年两年低一点。不能每天高潮。像我们开会，每天高潮，就要死人的。波浪式的前进，这是个工作方法问题。

党内通讯（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武昌）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的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五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属的小队长，所有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鸣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同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的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二级所有，二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是王××、陶××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全民工暇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做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专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党内通讯（一）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郑州）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下级干部大会，大会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六级干部大会，三月十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三月九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三月十四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六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每队一人至二人；（四）生产队每队一人。外加着干观潮派，算账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会期七天至十天。河南各县定于三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同时开会，三月二十日或二十四日以前结束，三月份还剩下一星期，各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样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的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到地方即刻放出去，三四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不几天而已。三天后。就会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上午四时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