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红书事件的意义是：互联网的墙倒了。 -- 履虎

康平路事件是1966年12月30日在张春桥的支持下，王洪文制造了10万多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

“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呵呵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即“康平路事件”，以捏造（对手）“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打垮了另一派工人组织“赤卫队”，使上海市成了“工总司”的天下，“康”在全国开了大规模武斗的先例，为上海的“一月风暴”扫清了道路，“康平路事件”后，中共上海市委陷于瘫痪，社会生活极度混乱（？？？？）。

1966年12月23日，赤卫队召开批判大会，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承认他们的要求。

25日，工总司又开会批评市委领导，强迫曹荻秋废除对赤卫队条件的承认，并宣布赤卫队是“保皇组织”，致使矛盾激化。

28日晚，赤卫队调集了万余人包围了位于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找曹荻秋算账。 [3]

张春桥在北京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妻子，让她传话给工总司：“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桃子就被赤卫队摘去了。想办法告诉工人造反派，赶紧动员人去康平路，对赤卫队搞政治攻势。

”王洪文等人遵照张春桥的指示，立即设立前线指挥部并迅速大批调人。到29号晚，调集康平路的工总司成员已达10万人，被包围的赤卫队员不足3万人。

这时，又在张春桥的授意下，由其妻出面制造了赤卫队抄他的家，“反对中央文革”的罪名。

30日凌晨2时，工总司向赤卫队发起攻击，打伤91人。晨7时，赤卫队全部投降。

工总司乘胜在全市捣毁了赤卫队的组织，彻底打垮了对立面，在全国开了大规模武斗的先例。（哈哈哈）

引自：《文化大革命简史》

1966年9月24日，清华大学以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红卫兵组织成立后，由于蒯大富独断专行，恣意妄为，引发了另外一部分红卫兵的强烈不满。1967年5月29日凌晨，清华大学数力系在校大学生沈如槐以及自控系66届毕业生孙怒涛、数力系66届毕业生陈楚三（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烈士的儿子）等人宣布成立井冈山兵团“414”红卫兵总部（4月14日酝酿 ，故名“414”），抵制蒯大富成立以他为核心的清华大学校革委会的企图。

自此，清华大学学生两派红卫兵组织正式分庭抗礼。“老团（蒯大富）”和“老四”，从开始时的争论不休、互相贴对方大字报，到拳脚相加打架斗殴，直至矛盾激化“全面内战”，终于在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酿成了震惊全国的流血冲突事件，后称“百日大武斗”。

5月30日凌晨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武斗在清华大学东区浴室展开，团派、414派双方动用了土坦克、汽油弹、毒气弹、毒弩箭等杀伤性武器，大打出手。

团派的武斗首领、冶金系学生许恭生是全国高校击剑冠军，在掩护同伴撤退时断后，不慎滑倒在地，追击他的老四们（保皇派）立刻蜂拥而上，二十根长矛活活戳死了许恭生（终年24岁），众人一起动手是为了互相分担行凶的责任。414成员工化系学生卞雨林在武斗中被毒弩（弩箭上涂有氰化钾）射杀（终年23岁）。团派成员19岁的学校修缮科青年工人段洪水，在攻占东区浴室楼顶时被414用长矛捅下云梯，自高空坠落，当场摔死。

最后蒯大富不惜代价、孤注一掷调来救火用的消防车，实施火攻，他们使用高压水龙向东区浴室喷射汽油，又投掷自制的燃烧弹引燃大火……（明显突出蒯大富的责任，嘿嘿嘿）1968年清华大学的“5·30”大械斗最终是以团派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为了阻断团派占领区域的照明和通讯联络，7月7日夜，414派人炸断了通往清华大学的3.5万伏高压输电线，整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霎时漆黑一片，停电长达四个小时。

1968年7月27日，随着工宣队入驻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风波逐渐平息下来。

1968年夏，在北京等地的一些大专院校里，学生组织中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并酿成武斗流血冲突。

7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市的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等北京各大专院校，宣传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接管学校的领导权。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

8月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队员。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

据此，全国各城市的大、中、小学普遍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

当时在宣传上将派工宣队进驻学校说成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有力地平息了武斗，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动乱。

6月3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一些军队领导人谈话。谈到学生闹事时说：

我们的方针叫做一不压、二不管、三不怕乱。聂元梓、蒯大富天天叫，他们的日子不好过，队伍不多了。聂元梓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没有当上，只当了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是中间派。蒯大富直接写信给中央，说不得了啦，只有那么几个人了。总之，学生闹事不要管。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怕别人贴标语，别人贴标语就要抓人。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

7月27日，由毛泽东决定，向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校内向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造成五名工宣队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毛泽东闻讯十分愤怒。

7月28日晨三时半至八时半，接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 。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吴德等在座。

毛泽东一开始说：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

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进清华大学背后有黑手的说法，毛泽东说：

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

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

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 ；（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谈到红卫兵的错误时，毛泽东说：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不适用于北京，那就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

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谈到文化大革命和武斗等情况时，毛泽东说：

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

谈到教育革命问题时，毛泽东说：

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没有讲文科都不办。文科要不要办，我看还是要办的。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毛泽东最后还说：

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同日，派谢富治和吴德到清华大学去制止武斗。

8月8日下午，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等谈话。谈到工人宣传队进学校制止武斗时，毛泽东说：

工人串连这样快，没有料到，可见武斗不得人心。宣传队、军管代表进学校不要急于表态，要他们联合。要一个一个研究怎么样表态，促成联合。要告诉他们，两派的小报不要对骂，不利于联合，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

谈到学生中的造反派及其头头的问题时说：

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四大自由，我看现在什么自由都没有。清华两大派打，有什么自由？双方报纸互相骂，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又不能自由辩论，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也没有自由。他们都是武斗集团，不知有多少个中心。所谓“五大领袖” ，群众不信任他们，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们，学生不信任他们，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们，只有几百人能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当了什么委员、副主任，就不得了喽！

8月17日晚上，听取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汇报工作。汇报到清华大学两派已经联合起来时，毛泽东说：清华联合起来是大势所趋，不联合不行。清华这个学校，我们一定要占领，搞到底，搞到它斗批改为止。汇报到许多院校长期联合不起来时，毛泽东说：

总会有团结的时候，事情总是有始有终。可以军管。北京的学校要有工人、解放军进去。北京八十万工人，抽出十分之一——八万人就够了，实际上用不着十分之一，并不影响生产。完全是工人不行，要有解放军。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 。解放军对学生没办法，工人硬一些。

8月19日下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谈到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从前我说过，斗批改要靠教职员、工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现在还是不改变这个提法。要依靠教职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清华两派联合起来了，主要是工人、解放军去一冲。上海有一百二十万工人，把大中小学、文艺团体统统都管起来。进去的工人、解放军一直住下去，搞一个工兵学三结合。

总而言之，要工人同解放军、学生三结合，从此把大中小学管起来。已经两年多了，不斗不批不改，尽搞武斗。打内战这叫做革命吗？这里面一定有坏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

10月1日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先后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巴卢库、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赛义德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主要成员。同巴卢库谈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巴卢库和卡博来访时，毛泽东说：

那时还很乱，工人阶级刚刚起来。现在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已经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

清华百日武斗以工宣队控制了清华而结束。

　　7月28日凌晨，75岁的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蒯大富抱住毛主席痛哭流涕，要求追究制造流血事件的“黑手”，毛主席坦诚地说“我就是黑手，你来抓好了”。

　　谈话中，毛主席多次指出：“现在青年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毛主席要求五大领袖返回学校，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毛主席最后吩咐其他领导道：“不要因为我批评了他们，就反过来整蒯大富啦。”蒯大富闯了大祸，毛主席还是再三保他，因为蒯大富是清华文化大革命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