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 斯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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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是怎样编辑成的？

作者：05txlr

【按语一：《毛泽东文集》是怎样编辑成的？——毛主席的文章“正确”、“不正确”，选不选，删不删，竟然都由编辑者说了算！请先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

冯蕙：《毛泽东文集》编辑记事(“选稿”部分）

[作者简介]冯蕙，女，1931年生，四川成都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编审。

《文集》的选稿方针，是只选内容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稿，内容基本正确的文稿选入时要从严掌握。《文集》的选稿，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难度较大，选不选，如何选，全文选入还是节选，单独成篇还是集纳成篇，这些问题颇费斟酌，花了不少工夫。在选稿中，我们尽可能地保持文稿的完整性，其中有的留下了某些历史痕迹；有的文稿不得已作了节选；有的文稿，由于某种原因难以单独成篇选入，只好将几篇文稿中关于某一个主题的段落选出，集纳成为一篇。《文集》选稿的时间范围，从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直到1976年他逝世为止。开卷篇是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由于1976年没有可以选入的文稿，所以终卷篇是1975年7月《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文集》不收入毛泽东的诗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的多种专集，这些专集中的精华和比较重要的篇目，都选入了《文集》。另外还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内部发行)，其中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有实质性内容的文稿，也选入了《文集》。已于1982年停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原选入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70篇，这次从中选入《文集》的是相当的一部分。这些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略有调整。例如，集纳几段或许多段文字为一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集纳的文字比《毛选》第五卷有增加或减少。《毛选》第五卷中《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这一篇，集纳了6段文字；《文集》第六卷中《关于“三反”、“五反”》这一篇，除了这6段文字外，又增选了13段，共集纳19段文字。《毛选》第五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的按语》这一篇，选了43条按语；《文集》第六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这一篇，只选了32条按语，其中与《毛选》第五卷相同的有24条，那些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机会主义邪气等的按语，《文集》不选入，而又增选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和发展生产的一些按语。《毛选》第五卷中单独成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也有所调整。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是节选，《文集》第七卷是全文选入。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毛选》第五卷选了1月18日和1月27日的讲话，《文集》只选1月27日讲话，并删去其中第五点“闹事问题”，1月18日讲话的一些内容不宜选入《文集》。《毛选》第五卷选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文集》只选了这次讲话中的一段，拟题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关于《文集》的选稿，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些分析和介绍。

第一，自从《毛选》第五卷于1982年停售后，我们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要求编辑出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文集》第六、七、八卷的出版，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选集这个空缺。这三卷文集在选稿的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毛选》第五卷，共选稿299篇，《毛选》第五卷选稿只有70篇；在选稿的时限上《文集》比《毛选》第五卷也大大延伸了，《毛选》第五卷选稿截止于1957年，《文集》延伸了18年，截止于1975年。特别是《文集》的选稿，剔除了《毛选》第五卷中一些观点不正确或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文稿。

第二，《文集》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许多讲话和谈话记录稿，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思想观点。单以《文集》第六、七、八卷来说，讲话和谈话记录稿就有几十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7月29日)、《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954年12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6年4月28日)、《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 3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10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1959年5月7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关于人的认识问题》 (1964年8月24日)，等等。

第三，《文集》的有些选稿，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党史上的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党在某一方面的方针政策。例如，《文集》第三卷选入了毛泽东在七大作的五篇报告和讲话，加上选入的七大召开前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和七大闭幕后不久他在七大代表参加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演说，就是七篇。如果将《毛选》第三卷中的七大开幕词、闭幕词和《论联合政府》也计算进去，那毛泽东关于七大的报告和讲话，就有十篇之多。在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作这么多次的报告和讲话(内容十分丰富，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观点)，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在编辑《文集》的过程中，曾将这十篇报告和讲话出了一本专集，题名《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受到好评。又如，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单是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文集》就选了四篇。这些谈话，深刻而具体地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从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原则，谈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定息问题、对资本家的安排问题，再谈到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些谈话，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有的选稿是经过考订确认为毛泽东所起草而选入《文集》的。例如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封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在实际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是国共关系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献。毛泽东称这封信是“我们新的宣言”，认为它提出了实现国共联合抗日的具体方案。我们分析这封信很可能是毛泽东起草的，因为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为了促成联合抗日而发出的致国民党中央的某些当权人士和地方实力派人士的信，大部分是毛泽东执笔的；另外这封信的论理和文风，也很像是毛泽东的手笔。但是，这些分析还不是作出判断的直接依据。判断这封信是毛泽东起草的直接依据，是从周恩来1945年4月30日在七大作的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中找到的。他在发言中说：“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周恩来引用的“爱国有罪……”这句话，正是出自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第五，《文集》的选稿中，包含了毛泽东有些涵义深刻、不少人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下面举两三个例子。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再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三卷《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三卷《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七卷《独立自主地搞建设》(1958年6月17日在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上的批语)。

最后，谈一下“文革”时期的选稿问题。“文革”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这一时期他的一些主体性的论述，都无法选入《文集》。但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在其他某些具体政策上也作了一些调整，我们挑出这些方面的五篇文稿选入《文集》，其中四篇是关于国际问题、外交问题的（毛周冲突的结果，也是无法回避键入联合国的成就），一篇是关于文艺政策问题的。

   【按语二：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编辑成的《毛泽东文集》，究竟是毛泽东的《文集》，还是编辑者的《文集》？说什么毛主席的文章有“不正确”的，所以不能选入，这“正确”、“不正确”到底由谁说了算？为什么毛主席的所谓“不正确”的文章不能公布于世，让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呢？难道你们就是毛泽东著作的审判官，一切都得听你们的？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抹煞毛泽东著作的光辉，就能阉割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能把毛泽东“改造”成一个合乎你们需要的、一味讲求“和谐”的资产阶级庸人？！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 一月十八日的讲话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象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两年内不可能完全化好。要向党、政、军、民各界的同志们讲清楚。合作社只有这么一点历史，大多数合作社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经验很少。搞了一辈子革命的人还会犯错误，人家只搞了一年到一年半，你怎么能要求他一点错误都不犯呢？一有点风，有点雨，就说合作化不行了，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个大错误。事实上，多数合作社是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你就到处大讲这个社的经验。一个省总可以找出这样一个典型嘛！要找那个条件最差，地势不好，过去产量很低，很穷的社，不要找那个本来条件就好的社。当然，你搞几十个也可以，但是，你只要搞好一个，就算胜利。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 组织示威游行， 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象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南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有些人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那么一种人，是永远要摇下去的，就象稻子那一类作物，因为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比较好些，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是，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是，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所谓农村政策“左”了，就是说农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收入一般是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政府也大力帮助农民，比如兴修水利，发放农贷，等等。我们的农业税，包括副业的税收，约占农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很多副业没有抽税。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左”了。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象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们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加强什么工作呢？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现在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也请你们大家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

　　要精简机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不等于国家，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机关工作是需要一点人，但是越少越好。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条，必须减人；第二条，对准备减的人，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引为鉴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毛选》第五卷选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文集》只选了这次讲话中的一段，拟题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冯蕙

   【按语三：又一篇被《毛泽东文集》删掉的重要文献，是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次是只从其中选了一小段，怕露痕迹，还另起了个篇名，但只要看看这篇文献的全部内容就可知道，编辑者的“阶级斗争观念”有多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讲四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