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66-Joanna Bourke：恶女列传之夏娃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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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兴与大家讨论我的最新项目。我想考察一下邪恶女性的形象，这是一套六场关于邪恶女性的讲座。今天的主题是夏娃的遗产。但是在讨论夏娃之前我想先请大家注意，关于邪恶女性的系列讲座免不了遭遇某些困难与矛盾。我认为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邪恶”与“女性”分别是什么意思？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有两个问题立刻就浮现了出来：第一，我们所谓的邪恶指的是什么？这将会在接下来六场讲座当中得到详细阐述。简而言之，我认为邪恶的核心是人类的能动性，邪恶意味着通过自觉行为造成、延续或者忽视其他有意识存在所承受的伤害。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邪恶是一种人际关系，而不是抽象的独立存在。我认同哲学家克劳蒂亚.卡德/Claudia Card的说法：“很多事物虽然令人失望、令人厌恶并且极为恶劣，但却并不邪恶。”相比之下，邪恶行为会为原本还可以忍受的生存方式造成损失，乃至将其彻底剥夺。诚然，这个定义十分微妙。随着我们观察不同门类的邪恶——首要之恶、巫咒之恶、凶狠之恶、情色之恶、体制之恶与激进之恶——每一讲我都要询问“邪恶”二字为什么会被贴在这位个人或者她所代表的群体身上？这个标签是否合适？究竟是否存在灰色区域？

因为我只有六节课的篇幅，我必须非常仔细地挑选我的考察对象。我不会讨论所谓的自然邪恶——例如病痛，或者杀死与致残了成千上万人类与动物、顺便还毁坏了环境的自然灾害。古人往往相信，这些邪恶都是针对人类恶行的惩罚，因为人类违背了神灵的意旨。即便在范围广大的人性邪恶当中，我依然不得不忽略其中的一大部分。在某些二十世纪最可怕的剧情当中，女性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无数少年与成年女性眼看着邻居被送进劳工营与集中营却视而不见；在卢旺达种族灭绝内战之后，女性嫌疑人首次被送上国际法庭并被判处强奸罪与种族屠杀罪；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女性担当了酷刑营的管理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战期间，女性积极参与了将近40%的性侵行为。不过这些都不是我要关注的邪恶女性。我所关注的是由具备道德能动性的一小群人或者单一个人实行的邪恶。这其中包括夏娃这样的经典女性形象，残忍护士这样的虚构女性形象，还有对其他人施加痛苦的真实女性。这些邪恶不仅损害了当事人身边的被害人，还造成了更广泛的文化后果。邪恶的女性能动性会牵扯到更广大的女性群体，会加强针对女孩和女人的压迫，对于女性权力的贬低，以及对于女性性欲、智力与自主性的控制。

我这套系列讲座的第一个问题是“何为邪恶”，我的回答方式是收窄问题的范围，着重考察六个具体案例。第二个问题则是“何为邪恶女性”。询问“女性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变态，跨性别与非二元群体理应得到尊重，尤其是因为他们直到最近几十年都在一直遭受边缘化。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指出女性特质是由多数派决定的，而通常提到“女性”这个标签时的默认假设是西方白人异性恋成年女性。因此法律学者、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创建者金伯莉.科伦肖/Kimberle Crenshaw的观点才如此重要。在1989年的文章《种族与性别交叉的去边缘化》当中，科伦肖提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她指出，西方白人女权主义者对于其他特权群体成员——也就是其他白人女性——的特别关注致使她们边缘化了那些不止背负女性身份这一重负担的其他女性。此外她还进一步主张，我们不能仅仅将黑人女性加入现成的分析架构就算完事，因为交叉体验的内涵要比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的单纯叠加更为丰富。假如我们采用她的主张来分析邪恶女性很有用，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关注性别，而是要关注性别、种族、宗教、阶级、残疾、年龄、代际等等因素的复合作用。通过关注六个案例研究以及采用这种交叉性研究方法，我们可以避免将女性概念本质化。

我将要谈到的邪恶女性全都存在于多重身份与权力关系的交叉区域之内。相对而言，她们都被想象或者构建成为了白人——尽管我们或许可以问一下夏娃究竟是不是白人——但是我们不可能将她们的女性身份与阶级身份区分开来，这一点对于我们日后讨论婴儿杀手阿米莉亚.戴尔Amelia Dyer或者沼泽杀手迈拉.希德莉/Myra Hindley十分重要。同理，情色因素与玛塔.哈丽密不可分，年龄因素与白雪公主的邪恶继母密不可分，职业因素更是与瑞秋.拉切特护士长密不可分。最后，我还受到了福柯的谱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因为正是福柯揭露了权力关系如何影响与左右了关于邪恶概念的知识的生产与流通。我想问的是：什么是邪恶？什么是女性？怎样的知识经济产生了邪恶女性？宗教、法律、精神病学以及其他规训体制分别起到了什么作用？存在哪些围绕着邪恶女性的官方与非官方话语？邪恶女性怎样成为历史当中的切实存在？在接下来的讲座当中，邪恶将会始终被视为某种散漫的构建——所谓散漫构建指得是策略性地使用某一概念，从而使得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实践具有意义。

在这段冗长的序言之后。我们先来看看犹太教与基督教创世神话当中的第一名女性夏娃怎样将邪恶引入了伊甸园，导致人类乃至所有生命从伊甸园当中遭到驱逐。诚然，《圣经》当中并不缺少行事不正或者不听良言的女性，例如抹大拉的玛利亚、大利拉、莎乐美以及罗德那位不知名的妻子，但是她们当中谁都比不过夏娃。她的好奇心以及她对于上帝的不服从将邪恶释放到了世界上。简单概括一下，夏娃被化身成蛇的撒旦所诱惑，吃下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尽管上帝明令禁止亚当夫妇不准吃。根据《创世纪》第三章16节的说法，“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通常被称作苹果，或许是因为圣哲罗姆当年创作《圣经》的拉丁文译本时用了malum这个词，在拉丁语当中这个词既指邪恶又指苹果。有不少犹太学者都认为禁果的原型应该是葡萄或者石榴，穆斯林学者则认为应该是香蕉。当然，禁果究竟是什么水果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是夏娃主动摘下、吃下并且与亚当分吃了禁果。因此除了分别诅咒蛇与亚当之外，上帝还为身为夏娃后裔的一切后世女性预备了特殊的惩罚：“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从此之后，夏娃的骇人能动性神话就称为了维护父权意识形态的趁手工具。

自从古代以来，夏娃诅咒的故事就让她本人与她的女性后代遭到了数不清的斥责乃至谩骂。在创作于公元前二世纪早期的犹太教经典《西拉书》当中，作者主张“罪孽从女性开始。因为她，我们全都要死。”基督教会的长老们抱怨夏娃用快感诱惑了丈夫，因此是亚当的敌人而非伴侣。在《论女性的服饰/De cultu feminarum》一书中，德尔图良主张女性作为夏娃的后代是“魔鬼的门户”。他直接面向女性指控道：“是你们揭开了禁忌之树的封印。是你们率先悖逆了神圣的律法。是你们劝诱了那位魔鬼原本不敢攻击的人。是你们如此轻易地摧毁了上帝塑造的人之形象。是你们的背弃之举带来了死亡，以至于就连上帝之子也必须要死。有难道你们还想着从头到脚装点自己的皮囊吗？”金口约翰也认为：“女性教导了男性一次就毁了一切。”所以他主张应当禁止女性教书。从杰罗姆到托马斯.阿奎那再到马丁.路德——这里只挑要紧的几位点名——夏娃的故事反复证明了女性较为低劣甚至邪恶的本性。

在更贴近现代的几百年间，夏娃的原罪还被用来为针对女性的暴力进行辩护，尤其是在猎巫审判期间女性被指控为魔鬼制造混乱的工具。尽管许多男孩和男性也在同一时期遭到指控，但是大多数被害者都是夏娃的后代。在上帝的名义下，无数女性——其中许多都是更年期的绝经女性——遭到攻击、折磨与杀害。这些受害者受困于看似自相矛盾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当局斥骂女巫阴柔、虚弱且疯狂，另一方面她们又具有可怕的力量以及一言难尽的智力与性感，能让整个社区失去上帝之爱。她们是魔鬼化的夏娃。女巫审判对于夏娃神话的应用固然十分极端，但是就算温和地、修辞地运用夏娃的名字也能阻碍女性的前景与进步。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夏娃成为了将女性限制在家里的借口之一。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在诗歌《夏娃/Eve》当中描写了夏娃如何沉思自己的罪孽：

As a tree my sin stands

To darken all lands;

Death is the fruit it bore.

我的罪孽像树木一般挺立，

用黑暗覆盖了一切土地，

死亡便是这树的果子……

The Tree of Life was ours,

Tree twelvefold-fruited,

Most lofty tree that flowers,

Most deeply rooted:

I chose the tree of death.

我们命里福分本是那生命之树

结满了果实，十二重的香甜芳芬；

最高大挺拔，鲜花纷繁夺目；

不同凡木，向最幽深之处扎根——

而我却选择了死亡之树……

I, Eve, sad mother

Of all who must live,

I, not another,

Plucked bitterest fruit to give

我，夏娃，悲哀的母亲，

苦苦求活的世人全都是我的后裔；

是我，不是别人

亲手摘下最苦涩的果子分发出去……

Only the serpent in the dust

Wriggling and crawling,

Grinned an evil grin and thrust

His tongue out with its fork.

只有那尘土里的蛇，

扭动蠕行，一突一突地前进；

邪恶的笑意多么洋洋自得，

嘶嘶地吐着分叉的毒信。

在指南类作品《女性/Womankind》一书当中，小说家夏洛特.扬葛/Charlotte Yonge也抱有同样严苛的口吻：“我毫不犹豫地主张，我完全相信女性的本质较为低劣，而且她这是自找的。我就像相信一切从创世之初就存在的真理那样完全相信，女性起初被创造为男性的帮手。随后试炼降临，要看看两个人类究竟会向上帝效忠还是会向诱惑者效忠。结果是女性率先堕落并且拉扯着她的丈夫犯下了同样的罪行。软弱的肉体与听命于人的地位都是针对她的惩罚。”夏娃的罪行还被用来主张女性理应服从男性。比方说美国南方教士、奴隶制神学家詹姆斯.亨利.索维尔/James Henley Thornwell就认为：“女性不应当得到公民身份，因为是她们率先品尝了邪恶。”

因此并不奇怪的是，十九世纪的美国与欧洲文本反复将夏娃当做邪恶的传令官，以此与“家中天使”之类的传统女性关切形成鲜明反差，无数经典文本都详细主张了这一点。但是即便在最平淡的维多利亚时代文本当中这一主题也很常见。以托马斯.斯兰德/Thomas Slender在1867年发表于《伦敦社会：休闲时光趣味文学画报》的《女性及其处世之道/Women and Their Ways》为例。他的文章开篇写道：“自夏娃以优雅娇妻之姿初现于亚当面前之日，直至我们生活的当下，女性始终是人类的福祉与灾厄。她既是引发国家间纷争倾轧、苦难流血的根源，亦是家庭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不和谐与冲突之源。然而与此同时，她又是优雅与美德的化身，和平与调解的源泉，更是以仁慈之力教化人性、使人类文明开化的存在。”这里的夏娃体现了邪恶与圣洁的双重性。海伯里的圣奥古斯丁教堂的戈登.卡尔索普牧师/Gordon Calthrop对此深表认同。他指出：“夏娃拥有其他女性从未具备的特质——同时经历了纯真无邪与堕落有罪的双重状态。在她漫长而坎坷的一生中，必定始终承受着双重苦楚：既追忆着伊甸园的光明往昔，又俯视着由她亲手引入人世的罪恶阴霾在世间蔓延。”卡尔索普甚至将人类首桩凶杀案——该隐弑弟亚伯的悲剧——归咎于女性，归咎于夏娃。用他的话说，这起谋杀案“正是她在伊甸园中的堕落罪行的成熟果实”。

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关于夏娃将罪恶带入世间的辩论在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框架得到了进一步展开。人们开始追问：是否可能将创世叙事与堕落故事同科学调和？彼时乃至当今的许多神学家都注意到，《创世记》当中实际存在着两套创世叙事。第一版叙事秉持平等主义，描绘了男女两性同时被创造的场景——《创世记》第一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当代有神学家据此认为最初的人类实为雌雄同体。圣经历史学家菲利丝.特里布尔/Phyllis Trible则指出，希伯来语经文当中通常被译为“亚当”的ha-adham一词的实际含义是没有性别特征的造物。关于这些现代论争我将在讲座结尾再作详述。相较之下，第二版创世叙事则宣称夏娃取自亚当肋骨。对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神学家而言，第一版创世故事尚且可以与进化论调和，第二版则令他们进退维谷。历史学家迪尔米德.芬尼根Diarmid Finnegan /指出，问题不仅关乎神学顾虑，更是触及了核心教义真理：一夫一妻制的神圣婚姻、婚姻的不可解除性与圣礼性质、妻子对丈夫的从属地位以及家庭作为女性专属领域的设定全都不能幸免。毕竟在《创世记》第二章24节，上帝用亚当肋骨造出夏娃之后就宣告道：“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到了《创世记》第三章16节，祂对夏娃的诅咒更是包含了“你必恋慕你丈夫，他必管辖你”这样的语句。换言之，如果否定了夏娃源于亚当身体的信条，淡化她对于世间罪恶的责任，父权制下女性从属地位的理论根基必然遭到动摇。此外，否定夏娃的堕落还会危及圣保罗关于禁止妇女在教堂发言或者教授经文的规定，而这条规定对于长老会、天主教、东正教等等教派至关重要。

当女权议题成为政治辩论焦点时，保守派坚称重新诠释圣经文本风险巨大。耶稣会士、英国著名天主教徒乔治.泰瑞尔/George Tyrrell警告道：“对夏娃受造及其在堕落当中核心作用的理性化阐释，将危及婚姻这一原始而神圣的制度，动摇其作为圣礼的崇高地位，而这一圣礼则象征着教会与基督——其首脑与主宰——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将沦为神话传说。”他担忧教会一旦忽视夏娃创世故事及其堕落角色，婚姻关系中的夫权就会沦为古老的迷信。此类焦虑与对夏娃性征的恐惧紧密相连，进而延伸到了针对所有女性越界性行为的担忧。亚当夏娃正是在偷食禁果后方知赤身裸体。正如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所说，夏娃诱使亚当吃下禁果之后立即勾引了他。即便没有弗洛伊德的天才，人们也能察觉蛇的阳具象征与苹果的乳房隐喻。

当然，并非所有十九世纪评论家都接受这种性象征解读。我最欣赏的反驳来自1903年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发表于《伦敦评论季刊》的《罪的降临/The Coming of Sin》。他讥讽某些人类学家“浸淫于异教放荡的泥沼，将蛇视为阳具原则的象征，妄图将性暗示强行植入我们的叙事”。在他看来，这种诠释方式可谓驴唇不对马嘴。他同样质疑蛇的象征源自酒神狂欢的说法——按照这套说法，结出禁果的树代表神性，而夏娃之罪实为酗酒。布朗主张：“如果我们秉承以下这条单纯概念，既蛇象征了人性当中与内在上帝之声相分离的动物智慧或者本能审慎，那么我们的立论将会更为坚实可靠。蛇必然代表了能在夏娃灵魂当中发声的力量。”这正是蛇选择首先诱惑夏娃的原因，因为她更贴近动物性或者本能。该论点获得了1887年《卫理会杂志》上某署名GMA的作者支持，其文《夏娃与蛇：或某些现代思想瑰宝的本源/Eve and the Serpent: Or, Some Modern Gems of Thought in their Original Setting》诘问道：“为何灵魂之敌选择诱惑人类之母而非人类之父？是否因为男性心智迟钝不易受惑，而女性的细腻感知——其天性充满共情与潜在鉴赏力——更易动摇？正如对于无数女性后裔而言，美丽事物仅凭其美便具有正当性？”换言之，夏娃不仅是较为脆弱的器皿，而且既虚荣又易于被美所动摇，这些特质正是她所属性别的共性。结果导致了灾难性的黑暗，人类因此被放逐出了乐园。诚如经文所言：“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然而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面。夏娃也有自己的辩护者。十九世纪的女权先驱常需直面“原罪论”对其事业的阻碍。著名女性参政论者米利森特.加勒特.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 曾于1878年撰文抱怨：“反对者总以‘亚当先造，夏娃后造’为论据，却似乎没人愿意将这条类比推演到底。没有人说‘亚当先获选举权，夏娃后得’，或者‘亚当先学医，夏娃后学’。”对夏娃遗产最具影响力的重新阐释来自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她在1895年到1898年出版的合著《妇女圣经/The Woman's Bible》致力从女性——此时她尚未使用“女权主义”一词——视角重构圣经叙事。斯坦顿将传统夏娃叙事视为古老厌女症的典型：“夏娃易受邪恶蛊惑的类比故事成为了所有女性之敌架设攻城槌的基石，用以证明女性的劣等性。”她控诉圣经教导将罪与死归咎女性，认定是女性导致了人类堕落。而婚姻之于女性则意味着奴役：“她们必须在沉默与顺从当中扮演依附者的角色，物质需求仰仗丈夫施舍，想要得知时事要闻只能在家询问丈夫。”斯坦顿强调圣经原本不必如此叙事。夏娃摘食苹果之举其实可以解读为卓越智慧与探索精神的体现，这都是值得称颂而非贬损的品质。此外，与当时某些神学家相仿，斯坦顿也从《创世记》的双创世叙事——同时创造与肋骨造人——当中汲取了灵感。她坚称第一版叙事方为真相：“从混沌当中建立秩序何其庄严，与琐碎的外科手术全然不符。”

近几十年来，女权主义理论对古代神学文本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阐发了关于两套创世叙述的论证。例如菲利丝.特里布尔指出，在希伯来文学当中，一个单元的核心主题通常出现在开头和结尾。《创世记》第二章就展现了这种结构：开头创造男人，结尾创造女人，构成了环形结构，使得这两个创造行为相互平行。她进一步指出，在古代文本当中夏娃才是更聪明、更具进取心且更富有感性的一方。当她看到分别善恶树时，她将其视为食物、美和智慧的来源。因此“主动性和决定权完全在于她，她没有与丈夫商量。相比之下，男人是沉默、被动且沉闷的接受者。他的唯一行为由食欲驱动，并且是顺从的而非主动的行为。”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在《夏娃：一个观念的历史》当中也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优先考虑第二套创世叙述而非第一套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个基于政治且带有性别色彩的决定：“如果女人与男人同时被创造，那么她也是完美的，并且平等地分享统治权。如果她在男人之后被创造，她就不那么完美，并且属于男人统治的领域。因此，优先选择第二个叙述的解释者更倾向于塑造一个在宗教、社会、政治和性方面受丈夫控制的夏娃。”

如今，夏娃与堕落的遗产还在被人用来贬低女孩、女性以及其他边缘化群体的生活。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孟加拉国所谓的“夏娃戏弄”/Eve teasing。这指的是年轻男性在公共场所或办公室对女性进行性羞辱、虐待、攻击和强奸的行为。这是一种导致了巨大的痛苦甚至将人逼上绝路的性骚扰形式。根据孟加拉国全国女律师协会的一项调查，10至18岁的女孩中有90%曾遭受过“夏娃戏弄”。这一术语的重要性在于它将性骚扰和猥亵的责任归咎于受害者。她们是夏娃的后代，因此理应受到虐待。“夏娃戏弄”是一种通过引用原罪来为自己辩护的行为。还有人将邪恶的概念颠倒过来，通过将夏娃的行为色情化来去除原本的尖刺，这样一来邪恶也可以被视为性感。这样的叙事方式常见于二十世纪的想象当中，此时夏娃已经成为了感官愉悦的标志性形象，广泛出现在广告和流行文化中。在西方，看到一个女人拿着苹果躲在树后羞涩地窥视会立刻让人联想到诱惑者夏娃，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电视剧《绝望主妇》的开场片头，它借鉴了十六世纪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的《亚当和夏娃》画作。画面从亚当和夏娃站在伊甸园当中开始，除了遮盖生殖器的葡萄叶外全身赤裸。当一条恶毒的蛇递给夏娃一个苹果时，一个巨大的苹果掉下来砸扁了亚当。屏幕上立刻显示出“绝望主妇”的标志。这个夏娃既性感又危险，不过并不值得尊敬。我们正在再次试图杀死夏娃。

总之，夏娃对人类堕落的决定性贡作用的故事主推了无数加诸于女孩、女性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切实邪恶。她被建构为亚当的“他者”，而亚当则是完全的人类男性。但是夏娃的命运也在鼓励我们思考替代性的解读方式，尤其是关于邪恶的性别问题。如果邪恶的定义是针对人类、非人类动物以及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或者听任伤害的发生，那么邪恶的女性特征就不那么明显了。男人和女人共同从完美的伊甸园——一个以神性尺度创造的永恒世界——堕入了一个以变化、痛苦、腐败和死亡为特征的短暂且不完美的世界，一个以暴力开篇的新世界。在这种人类尺度上，致命的暴力主要是男性的遗产。自从该隐杀害亲兄弟亚伯以来，暴力的遗产就代代相传。另一方面，上帝指派亚当为自然万物命名分类，他是一名科学家，承担了揭开禁忌秘密的任务。按照这种叙事，二十世纪最严重的邪恶之一——核武器的致命暴力——意味着今天的亚当后裔还在采食科学知识之树上的禁果。他篡夺了造物主的角色，试图扮演上帝。他吃下的禁果将会永远纠缠人类并且迫使所有造物面临毁灭。而夏娃最近的后裔玛丽亚则一直在保护弱者、治愈苦痛、关怀人类悲伤与愚蠢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