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扒车五日行――1967年纪事补忆 -- 经典问题

扒车五日行――1967年纪事补忆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耐不住停课在家的寂寞，更留恋串连时天南地北乱窜的好时光，我和济生决定扒火车再到北京去。

此时，虽然已经不允许学生串连了，可是，全国都在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天下大乱，学生是无心上课了，工农兵学商都乱了起来，还有许多省份在搞武斗、打派仗，我们不能堂堂正正地乘客车旅行，但是可以扒火车免费到处转转。

这天上午，我们从周村火车站西边的扬旗附近爬上了一列等待信号发车的西去的货车，开始了我们的旅程。

中午过后，火车到济南站货场停了下来重新编组，不能直接北上了。在铁路工人的指点下，我们爬上了另一列北上的货车，不多时，火车就“咣?R咣?R”地向北开去了。大约下午两点多，火车通过了黄河洛口大桥。当时我们还沉浸在搭上了北上的火车的欣喜中，不知道在当天夜里，就在这个大桥上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夜，有一个妄图破坏铁路的人，将一根枕木放在了大桥上的铁轨上，企图颠覆火车，被武警战士王士栋发现了，就在王士栋奋力搬走枕木保护列车的时候，被飞驰而至的列车撞死了。事后，报纸上报道了王士栋的英雄事迹。那几年，曾连续出现这样的事，在杭州钱塘江大桥上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是一个叫蔡永祥的战士奋力抢救，光荣牺牲而保住了火车，现在，在杭州钱塘江大桥附近还保留有蔡永祥墓。我们事后还在庆幸，就在我们由大桥上过去之后的几个小时，就发生了这件事，幸亏没有叫我们赶上。因此，对“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这一天和我们这一天的经历我是终生难忘的。

货车到德州后停了下来，我们不能跟这列车继续北上了，这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天上下起了雨。我们决定冲上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客车继续去北京。客车进站了，我们和一帮烟台的学生一起向客车门冲去。这时候，雨中夹杂了冰雹，冰雹大的有鸡蛋大，小的也有枣儿大小，乒乒乓乓直往脑袋上砸，我们顾不得躲避，用手中的破书包护着头，拼命地往火车上冲。原先，我们计划的不错，火车到站，列车员下车，我们就好冲上客车了，可是冰雹一下，列车员不下车了，和乘警堵在车门上，验票放人上车，我们没辙了。我们就几个人一起使劲把列车员往车下拉，想趁乱冲上车去。无奈我们都是些小孩子，人家还是在车上，居高临下，我们的小伎俩没能得逞，几番冲击也没有奏效，客车开走了。就是停车的这么几分钟时间，我们都淋透了，当时我身上只穿了一件外衣，里面穿着一件秋衣，下身只是一条单裤，象落汤鸡，冷得直哆嗦。一直在车站里转到天完全黑了，我们知道想冲客车继续前进是不行了。

天上还在飘着细雨，东北风刮得我们冷极了。我们摸黑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了德州车站货场。晚上九点左右，我们幸运的听到铁路调车员的广播，有一列车是北上的，就要开车了。我们高兴极了，飞快地找到了这列就要开动的货车，刚爬上去，车就开动了。

这列车的前部是一些闷罐车厢，后部分是敞口的车皮，装的是煤，虽然淋了雨，但摸起来并不算太湿，主要是我们一身都是透湿的，所以相对感觉煤就不那么湿了。我们在一起的除了我和济生外，还有一个烟台的学生，他与同伴失散了。我们逐节车皮往前走，找到了一节装煤相对少点儿的，这样周围的车厢板要高一些，可以挡风，说是高，也就是有三十多公分而已，这节敞车的前边是一节高高的闷罐车厢，也可以挡风的。我们就在这些湿煤上躺了下来。跑了一天了，我们都疲乏极了，不知不觉就眯糊过去。

不知睡了多少时间，我被冻醒了。原因是，我躺在车厢的最东边，济生在中间，烟台的学生在最西边，火车向北开，天上刮着东北风，我恰在风口上，前面的闷罐车厢挡不着我，车厢板也不足以挡风。我极力往车厢边上靠了靠，尽量将身子缩起来，还是冷得要命。没有办法了，我不能这样被冻死。我起身爬起来，向车后走去。

发现了一个避风的好地方！这是车厢端在厢板上突出的一块宽有二十多公分，长有不到半米的一块平木板，在车厢端中部，是供工人调车时踩在上面工作的一块小平板，它离车厢顶有一米多高，在车厢外悬空着，正好避风。它的一边是铁梯子，另一边是调车用的一个轮盘，轮盘下是一条立轴。我小心地从铁梯子上爬了下去，坐在了这块木板上，为了保险，我的右胳膊挎住了铁梯子的铁棍上，左胳膊挽住了左边的立轴，脚不能悬空着，就蹬在了后面的车厢壁上。这里试不着有风了，身上暖和了许多。我就在两节车厢的夹缝里，随着火车的咣?R声，我又眯眯糊糊地睡了过去。我的身下，是不断往后抽的铁轨，少年的我，不知道危险，更没有想到如果胳膊松开了，我就会掉下去，立即会碾进飞驰的火车轮子下面，只是觉得身上不冷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又醒了过来，雨停了，风也小多了，车已经到沧州了。

趁火车停车的时间，我和济生在这列车上找到了一节装废纸的车厢，还有帆布篷盖得严严的。我们用劲拽着封篷布的绳子，钻进了篷布底下，在废纸中挖出了一个小坑，蜷缩了进去。真好！真暖和！我们简直象钻进了被窝……

清晨，我们到了天津。跳下火车，我们互相望着，简直成了小鬼，脸上全是煤黑。天完全亮了，身上不冷了，我们心情也好了起来。找到自来水管洗过脸，觉得精神多了。

火车到了丰台，停下不走了，我们跳出火车。嗬！河里没鱼市上看，可别说，象我们这样扒火车进京的还真多，铁路两旁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是爬火车来北京的。这时候，火车站的广播中广播说，过一会儿有客车来接我们到北京站去，我们心说：北京人还真关心我们啊。一会儿，客车来了，我们呼拉拉全上去了，客车开出丰台站，七拐八绕，停在了一股荒凉的道岔上，有乘务员来了，喊着：“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坐火车也要拿钱，要想进北京的每人两角，赶快买票，不买票的下车去”，火车把我们拉到了这么个鬼地方，真要是下了车，谁认识去北京的道啊，这也算是上了贼船了，我们只好乖乖地掏钱买票了。上午十点左右，我们终于到了北京站。

首先，我们到了位于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中共中央、国务院群众来访接待站，索要填写了《文化革命来访接待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上什么访，实际上是想能登记上得到一张返回的免费火车票，结果是安排我们一月后再来接谈。看来，这个接待站只是应付而已，象我们这样流窜而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其中大多是凑热闹的，当然也真有告状的。我们的目的自然无法达到了。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先我们而来的同学校的高年级的同学，他们已经来了好几天了，据他们说，他们一直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现在也不象大串连的时候那样有人负责安排来京人员的食宿了，乘坐公共汽车也没有免费了，他们这几天就睡在天安门城楼的门洞里，夜里冷得很！我和济生决定先找一个住的地方去。

这次扒车来北京，我带了有五元多钱，济生仅带了一两块钱，自然不可能有住旅店的钱，就是坐公共汽车也要省了又省的。何况，我们还要用这点钱维持我们的吃饭一直到回家，我们还想买点儿红卫兵小报等文革宣传材料带回去。

我的两个姐姐在北京，分别住在通县和北郊的北沙滩，到她们那里去住太远了。我二哥的岳父在北京商学院工作，1965年暑假，我曾经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月，他那里有住的地方。于是，我们决定到商学院去。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我们舍不得花钱坐车去，就步行去吧。商学院在北京西郊，出阜城门一直往西，到马王庙就到了。从天安门到商学院这段路，我们一直走了近三个小时。可是，到商学院后别人说我们要找的人出去了，当时我们是小孩子啊，还不好意思对别人说我们想要找地方住宿，只好怏怏返回城里。傻眼了，今天夜里到那里睡一宿呢？返回到天安门，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看看天安门城楼的门洞里，已经是横七竖八的躺满了人，看来，我们要露宿街头了。济生说，干脆我们到北京站候车室去吧，那里孬好还在屋里头，不至于太冷。只好如此了。我们又跑到了北京站，这时候已夜里已一点多了。候车室里，坐椅上、窗台上早已经躺满了人，我们只好在靠近墙边的地上找个稍干净点的地方躺了下来。这一天，我们从上午十点左右到北京站，开始下步到处跑，一直到夜里，十几个小时，没有住脚，实在是累极了，躺下就睡过去了。第二天不到五点，北京站就开始有始发车了，我们无法再躺下去，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流浪。

第二天，我和济生分手了，他到处去转，我则到我姐姐处看看。我们约好第三天上午仍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碰头。当天我先去了北沙滩，然后到了通县。当晚住在了通县姐姐家。姐姐给我补充了“弹药”，一是给了我十五元钱，起码我们今后几天的生活有着落了，另是给了我许多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办的小报、传单、文革资料等。第三天我进京去与济生会合，匆忙中将我的毛巾落在了姐姐家，后来，姐姐说我的毛巾象挖煤的用的，洗都洗不出来，乌黑！可见当时我们的狼狈相。

第三天，我与济生会合后，觉得不能再在北京呆下去了，也没有意思，济生先天夜里在北京站抢到了一个窗台睡觉，可是被人偷去了钢笔，甚是沮丧。我们决定下午返回。

我们满街转着，看到遍地的大字报，无数的告状上访人，看到无数叫卖的红卫兵小报，更看到无数大字报上披露的全国各地的武斗消息，北京这个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心，文革的中心，汇集了全国的风云，只觉得铺天盖地一句话：天下大乱！！

下午，我们买了一书包食品，跑到永定门车站坐火车又到了丰台，我们知道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返回的货车。晚上，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辆开往天津方向的货车爬了上去。在天津，我们又找到了一辆南下的货车，爬上去后，我们发现是一个装满木片的车厢，盖有篷布，到站是青岛。真实太幸运了，我们有福气了，我们钻进了篷布里，今夜可以美美地睡一觉了！

次日早上，火车到了济南，停下重新编组，我们只好重找了一列东去的空闷罐车爬了上去。

济南站，一列客车就要开车了，车上车下，满是造反派，各种组织的旗帜飘舞着，车厢上贴满了标语，连车门的梯子上也挤满了人，一打听，是徐州两派打起来了，徐州火车站也炸了，还炸毁了许多火车头。当时徐州分为两大派，一叫“踢派”一叫“支派”，许世友的南京军区支持一派，王效禹的济南军区支持另一派，这次徐州两派干了起来，山东组织了造反派前去支援。我们真想跟着去看看热闹，可是考虑到已经从家里出来五天了，也太累了，只好作罢了。

与我们同在东去的车上的还有江西萍乡的几个孩子，我们也是孩子，只是年龄大点了，已经十六七岁了，可是这几个孩子最大的也只有十二岁，他们也是扒火车到北京去返回的，到济南得知徐州车站炸了，无法通车了，只好转向东去，准备到青岛扒船南下。我真佩服这些小孩的大胆！

五天的时间，我们窜了一趟北京，吃够了苦头。特别是我的在火车上的历险，从没有敢跟家里人说……

这就是我们的扒车经历。

当年的我们，十六七岁，象铁道游击队一样，夜里在飞驰的火车上奔跑，从一节车厢跳到另一节车厢，全不知道害怕，历经风雨，无所谓什么理想、目的，就是想到处闯荡闯荡，这也锻炼了我们的胆识。这些经历，我们永远不会遗忘……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好感，因为它耽误了我们的学业，也给我们的心灵造成了永远抹不去的创伤。可是，我们还要感谢有那么一场混乱，使得我们能有机会出去闯，真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经风雨、见世面”。是“得”还是“失”，有谁能说得清楚？